李长春部分“内部”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今天，《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选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2002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间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批示共91篇，照片69幅。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人民出版社获悉，书中所选的讲话和谈话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李长春本人逐篇修改审定
2002年至2012年，李长春曾担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展现了过去10年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发展脉络。该书“出版后记”介绍，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在文化方面，《决定》提到，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等措施。
人民出版社介绍，本书所选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真实记录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改革发展的历程。在收入本书时，李长春本人逐篇作了修改审定。
“出版后记”显示，有9人参加了该书的编辑工作，他们分别来自中宣部、人民出版社等单位。
卸任后的部分谈话收入书中
《文化强国之路》一书共选编了91篇文章，其中大多是李长春在常委任内的讲话、谈话。其中绝大多数内部讲话为首次发表，比如在中国网络电视台开播仪式上的讲话、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的讲话等。
收编文章的内容涵盖了过去10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多个方面，包括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完善评奖机制、保护京剧等传统文化、振兴电影产业、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创新网吧经营体制等。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该书收录的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由几次谈话要点整理而成的《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时间是2013年5月9日。
在该文中，李长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如何克服一般化倾向，狠抓落实，抓出成效，谈了自己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谈改革多次引用案例
李长春在论述文化体制改革时，多次引用案例。谈到如何振兴京剧时，他说，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年集体观看的作为一个品种的文艺节目只有一个，就是新年京剧晚会，但京剧如果离开群众，靠过年过节给领导演出，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李长春在多个场合强调，京剧必须走向市场，走向普通观众。
对于评奖机制，李长春在调研时举例说，有的电影一个拷贝也没卖出去，但是得了大奖，文化界有人将这种现象归纳为“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李长春多次提出，要改革评奖机制，反对搞形式主义。文/本报记者 关庆丰 朱玲
摘录
关键词：体制改革
“今后，就得让你震动市场、震动人民群众”
应该说，优秀的作品必然市场价值高，必然票房好，这样才能表明你的社会效益好。否则，你不能占领市场，只能占领领导，就不是真正的社会效益，因此也就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过去一些地方有这个倾向，千方百计到北京演出，然后通过各种关系，找领导来看看。领导来了，当然要说几句鼓励的话。有的都出笑话了，说是领导看完了没表态，回去没法传达呀，千方百计套出个好话来：“你看怎么样？”最后领导烦了，说“好，好，好……”于是回去传达就说，“震动了领导，连说三个好啊”，不能搞这些东西。今后，就得让你震动市场、震动人民群众。
——2004年3月11日《理清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评奖标准
“光得奖，不给群众演，哪来的社会效益？”
2003年，我到一个省召开座谈会，省文化厅厅长跟我讲省里的文艺院团社会效益如何如何好，得了多少大奖。当我问他你们给群众演了多少场时，他却什么也说不上了。
文化产品本来是受教育的人越多，社会效益才越好。光得奖，不给群众演，哪来的社会效益？这些都说明，在传统体制下，一些人思想观念陷入了误区，文艺产品创作生产存在许多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2011年11月2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以获奖为目的，以评委为标准，以政府为市场，以亏损为结局”
要严格纠正为评奖而评奖的倾向。为了得奖，耗费巨资，广聘人才，排一台戏、搞一部电影，演一场两场，就放进仓库，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能获得大奖。这种现象， 群众概括为“以获奖为目的，以评委为标准，以政府为市场，以亏损为结局”，不仅严重损害各类奖项的严肃性，严重损害评奖单位的形象，而且错误地引导一些人远离群众、远离市场，甚至引发行业不正之风，引发文艺领域的腐败行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要严肃清理各种奖项，严格评奖标准，改革评奖办法，规范评奖程序，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文化产品立项、拨款、制作、流通、评价的运行机制，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真正发挥评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创作出群众满意和喜欢的好作品。
——2005年1月25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改革创新，振兴和繁荣京剧》
关键词：中国电影
“越是原来的体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计闯点红灯”
我看这两年电影改革试点的步伐是不错的，可以说是活力初显，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状况。
这是我们整个文化体制的问题，不是哪个人工作好坏的问题。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认识有误区。所以我们要把电影的生产环节放开，最后能不能播映，不是还有产品准入的审批吗？这个审批环节一定要把握住，而且要进一步强化。微观越是放活，宏观管理就越是要加强。实行剧本备案制后，每年可以搞些剧本的信息发布。
从这两年电影改革试点来看，越是原来的体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计闯点红灯，反正最后损失是国家的。现在投资主体变化以后就不同了，最终产品准入通不过，损失是投资者的，这样就建立了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反而守规矩了，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一搞成企业它就胡来。
——2006年2月22日《电影要走产业发展的道路》
“《阿凡达》这部电影使我感到，导演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
从《阿凡达》这部电影上看，电影技术上的突破使我感到，导演需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能不能培养高级导演，关系到电影产业的长远发展，这也关系到我们电影人才的培养体制。
该片导演卡梅隆本身有着很宽的知识面，原来是学理工科的，工程师出身，而我们这种应试教育从高中就分科，弄得很窄。我们可否在电影学院试办一两个本硕连读的班，增加数理化和工科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物理知识、化学知识、计算机知识、信息化知识。现在我们是懂艺术的不懂电脑软件、懂电脑的不懂艺术，复合型人才少，要大力培养适应现代科技发展要求的电影人才。
——2012年8月23日《中国电影要打翻身仗》
(原标题：李长春部分“内部”讲话首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