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应对性变革

        应付变革的真正挑战不在事后的策略，而在事先的预测。因为，变动一旦发生，我们面临的选择已经不多，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想争取主动，一是要“防患于未然”，这样就能处变不惊，化解危机，将可能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二是要“未雨绸缪”，晴天时就准备好雨具，这样能化被动为主动，甚至引导出好的结果。

        话是那么说，问题是，客观的变化能预见么？许多人下意识地以为未来是不可知的，将来会发生什么，无法预测，算命先生说的都是鬼话。其实有些变化可以依循事物的规律做出预测。我们好些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业务和财务信息披露不规范，我们相信这种状况终将改变，因为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一定会将它们纳入正规，最终与国际接轨。今天，投机和暴富心理到处在扭曲着正常的商业行为。对西方的向往、对财富的崇拜、对流行的追求、对道德理想的冷漠，看上去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些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不会长久存在，因为凡是不合理的东西，必将经历一个自纠的过程，回归理性。变化必将发生，问题仅仅是时间和速度。这些判断，就是根据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做出的。

        另外，多数变化事前可以看出个端倪来。变化不是空穴来风。总是内部先有要求，然后是外部因素的催化，再遇到适当的机遇，引发变化，有如蛹变蝴蝶的过程。变化发生前，总会有先兆，出现某种蛛丝马迹。成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预测变革不是占卜算卦；我们相信世上有科学的预言家。阿尔文·托夫勒结合他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最新科学进展的了解，运用见微知著的逻辑推理，加上一些想象，于1980年为我们预示了继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浪潮》。用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所发生的事来验证他在书中对未来作的描述，大体不差。

        我们无须托夫勒的眼力和才能，也能对中国今后几年或几十年的走向做某些猜测。稍加思索，我们便能归纳出中国未来变化的五个主要导因：

        1.政府领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西文化的交融

        3.在生化、新材料、信息技术、新能源、机器人、医药等方面科技的进步

        4.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5.农村城镇化、人口结构的改变、高等教育的普及

        我们再稍加想象，不难预见我们未来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将发生的某些变动。那将构成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外部状态和人文环境。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我在上面两次用了“稍加”一词。但凡“稍加”努力就能看到的东西，一定是表面的、凸显的、成为趋势的事物。看清趋势当然至关重要，如果再进一步，看到大趋势对我们微观环境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才能未雨绸缪。领导者不能停留在直观的认识或肤浅的判断上。他要看得远，看得深，可以从三个方向延伸自己的观察和推断：

        1.横向的，或者叫由此及彼的延伸。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在全民所有制体系内实行全面的、低水平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随着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出现，我们不得不推翻旧的一套，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为全体国民在老年、病难、事故、失业的时候提供安全保证。在这个体系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到社会保障金的提存和发放，它的运作和安全。当社会保障体系得到完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人们消除了后顾之忧，我们可以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推想那时的中国人，恐怕不仅是年轻一代，慢慢也变成“月光”一族，今天用明天的钱，极大地推动国内消费。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它可能衍生出的倾向，例如人们的投资观念，对就业、工作的态度，甚至生活方式和个人情趣都会有所不同。这种思考方法就是由此及彼的方法。

        2.纵向的，或者叫由表及里的延伸。现在，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经济这个词汇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且不论这个词汇是否科学，是否可以严格界定，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这一部分经济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对我们没有意义。只有深入探讨知识经济的内涵，我们才可能发现“知本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差别绝不限于产品中的科技含量，知识人士在员工中的比重。它将挑战我们的经济体制，产权结构，人际关系，职业取向，收入分配，激励手段，管理方法等一系列的传统。这种纵向的思考方法可以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深入，将概念具体化。

        3.前瞻的，或者叫由量及质的延伸。事物不会停滞在一个状态上，表面即使平静，内部其实也在变化。大量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易觉察。质变可能是突发的，有明显的外部特征；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没有明显的时间界线，有如我们年龄的增加，皮肤的老化，肌肉的衰弱。我们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二十年来，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在提高，这是量变。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劳动力优势。由于我们现在的工资水平仍然比发达国家低，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出口仍然因低成本沾光。一旦我们的工资水平同国外同行相当，我们的的竞争优势将会丧失，这就是质变。其实，撇开劳动成本，我们的管理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都比国外的竞争对手高。我们的工资水平无须上升到发达国家水平，质变将会发生，我们的产品将失去价格优势。要保持我们产品的竞争力，我们有三个选择：要不降低产品中的劳动含量，也就是通过自动化减少人的直接劳动；要不在降低其它成本方面下功夫；要不接受低工资水平。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可能未雨绸缪。

        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的变化更快，更宽泛，更深刻。领导者必须对自己的环境、以及影响环境的因素敏感，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对变化做出判断，提前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