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蔺民间摆酒成风 有人一月吃20家酒席

        太平镇煌家村摆酒席设公路两旁

        一个缩影：21岁大学生袁泽他们家一个月吃了20家酒席，礼金4000多

        调查走访：记者到当地10多个乡镇走访，仅3天就亲眼目睹酒席达50起

        刚过去的春节，21岁女大学生袁泽印象最深的只有“吃酒”！自1月17日回家，她便被父母派去参加酒席，至2月18日已参加了10来家。加上父母参与的，袁家一月来共吃了20家酒席，礼金花了4000多元。

        袁泽家是众多“被酒席所累”古蔺家庭的一个缩影。早在2012年，一位乡人大副主席在子女未拿到通知书情况下异地办酒被曝光，古蔺民间办酒成风显露出冰山一角。4年后，记者走访发现，搬家、过生等酒席仍被频繁举办，村民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自办酒风兴盛时起，古蔺便花大力气进行了整治，之后逢年过节常会呼吁，并对乱办酒进行处理。限酒政策下，民间与政府上演着博弈剧。

        最近，成都商报记者深入古蔺10多个乡镇深入调查走访，发现民间办酒形成了一条经济利益链，收礼和送礼已陷入了“死循环”。即便如此，身处其中的人们仍在挣扎着改变，以自己之力试图改变风俗。

        民间治酒的出路到底在何方？深陷其中的百姓和基层负责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4年前，一起标志事件

        2012年，古蔺一位乡人大副主席在子女未拿到通知书情况下办酒被曝光，当地办酒风显露冰山一角，被外人所熟知。

        4年后，“死结”仍未解

        记者走访10多个乡镇发现，搬家、过生等酒席仍频繁举办，村民深恶痛绝又深陷其中，收礼和送礼陷入“死循环”。

        摆 酒

        走访3天 目睹50起酒席

        袁泽家在泸州市古蔺县观文镇永安村，在100多户人家中十分普通。袁泽在四姊妹中排行老二，姐姐读大学，三妹读高三，弟弟读六年级，全家收入靠父亲袁在康做木工和母亲养殖。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月17日至2月18日一个月间吃了近20起酒席。袁在康说，这些酒席中，本村民小组的结婚和丧事有两起，分别是1月18日侄儿家丧事和1月27日王家嫁女儿；以搬家为由的分别是1月17日梅家、23日罗家、24日、30日和2月5日分别是三家姓王的，10日和12日分别为刘家两兄弟和另一家姓刘的，12日和13日为胡家三兄弟。来自邻村和亲戚的酒席有七八起，其中搬家有两起，丧事1起，剩下的是结婚。

        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多个村民得知，2月开始至18日止，桂花乡的杨树明已吃了14起酒席，同村的许强（化名）达17起，18日当天则有8起之多，鱼化乡张先生家有12起，更多的人已记不起具体数目，“没算过，少说也参加了10来起。”

        记者的实地走访提供了佐证，2月16日一早，成都商报记者沿德耀、桂花和黄荆三乡镇走访，在公路沿线发现了6起村民办酒席，其中德耀两起，桂花乡3起，黄荆乡1起。桂花乡有两起酒席位于高峰村，相隔不过几百米。17日，记者在护家、龙山、鱼化、皇华、大村镇沿线发现，尽管“大操大办可恶，借机敛财可耻”、“办席捞钱惹人嫌，勤劳致富相邻敬”标语随处可见，记者一路上仍发现了11起准备或在办酒席。18日更加疯狂，仅永乐、太平和二郎三镇公路沿线，记者便发现了30起在办酒席。办酒理由，大多数是结婚，也有搬家或做寿，后者门前还高挂“恭贺××岁高寿”。结婚酒中，也有规模较大者，太平镇煌家村支书周文杰（音）儿子结婚，席设公路边，过路车辆排队才能缓慢通行。3天下来，记者亲眼目睹公路沿线的酒席达5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