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禁被告穿“号衣”受审 四川将施行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中明确，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这意味着，今后的庭审中，嫌犯和律师同样西装革履，在他们开口说话前，你甚至一时难辨谁是律师、谁是被告。尽管此次《意见》未提出“嫌犯脱号衣受审”的具体实施细则，但川内的法学专家纷纷表示，这一新规或很快就将在全省各级法院实施，没有难度和障碍。
新规出台/
最高法明确禁止刑事被告人穿号衣
最高人民法院26日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提出，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这项制度的改革标志着我国司法保护人权制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他是被指控的对象，他并不是已经确定为罪犯，他只是被控告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给他以符号、标注、有罪的标签，只有经过庭审的辩论以后才能确定他是不是构成了犯罪，所以为了更加保护人权，我们在这项制度的改革上有望在近期推进这项改革，我们正在和公安部进行紧密的沟通和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贺小荣给出解释。
2012年省高院曾要求“脱号衣受审”
事实上，早在2012年7月，四川省高院曾就此下发《关于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被告人人权保护的通知》。通知中要求，法庭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告知被告人可以脱去看守所号衣受审。“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省高院刑二庭法官谭勇曾在之前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剃光头、穿马甲、戴手铐，这像是给被告人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是有罪推定理念的外在表现，与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司法理念、原则相违背。”
2013年11月，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也曾明确，最高法已经要求不允许被告人出庭剃光头、穿号服。但他同时表示：“怎么最大化地做到平衡，也是我们要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重点。”
现状调查/
穿不穿都有，部分法院很纠结
最高法、四川省高院都曾表态“刑案被告应当脱囚服受审”，四川各级法院执行的情况如何呢？为此，华西都市报记者曾专门做了相关调查。
今年2月3日上午，成都某区县法院正在审理一起特大团伙盗窃案，24名被告被带上法庭受审。记者注意到，整个庭审阶段，法官均未提醒法警脱去被告号衣。
相反，记者先后在成都武侯法院旁听一起交通肇事案、在青羊法院旁听一起诈骗案时，审判法官均要求其脱掉黄色马甲，穿着羽绒服受审。“事实上，具体到每个法院，也未统一执行，还是得看审判法官。”成都一位检察官告诉说，在他支持起诉的案件中，有的要求脱号服、有的没有要求，甚至同一个法官，在对待不同的刑事案件时，是否让嫌犯脱号服也不尽相同。
是否要求嫌犯脱号衣受审，各级法院执行不一。成都一位从业20多年的法警道出了部分缘由。他说，负责押送、看管嫌疑人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该法警说，在很多基层法院，审判区和办公区没有完全分开，也没有专用通道。开庭前，由法警将嫌疑人带至法庭，如果这期间脱下号服，遇到人多的时候，嫌疑人一旦混入人群，法警很难第一时间将其找到。“事实上，嫌疑人身着号服，对法警管理起来有很大好处。”他说，特别是在受审的被告众多的情况下，一旦法庭上发生意外，没了那件显眼的号衣，法警也不好办，赶来增援的法警更是无从快速处理。
谈到执行不一的原因，成都一位刑庭法官则说，各个法院落实情况之所以不一样，恰恰在于这些风险。“况且发文的用词是‘可’，而非‘应当’、“禁止”等，正是考虑到这种因素，很多法官都是依个人的理解来判断是否该脱去号衣。”该法官说，这次最高法明确后，再出台实施细节，相信法官都会坚决落实。
专家观点/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导魏东：
嫌犯脱号服受审是司法文明的进步
昨日，针对此事，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导魏东说，嫌犯脱号服受审，这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判决前，被告仅仅是嫌犯，不能当作犯人来看待。另外，在众人眼中，高官出庭受审时，并未穿号服，现在统一让刑事案件的被告不着号服受审，这也体现了法律的公平。
“据我了解，四川的很多法院已经这样在做了。”魏东说，此次最高法明确后，实施起来应该没有难度和障碍，“这是好事，是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司法公正的一大进步。”
刑辩律师成安：
穿号衣或引导旁听者“预设”有罪心理
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法学博士、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成安说，这次最高法提及的“禁止刑事案件被告穿号衣受审”只是改革纲要，最高法下一步可能还会出具体的规定。同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各省、各级法院通过媒体了解到最高法的精神后，可能马上就在具体的案件中自动执行，这个过程中，刑辩律师也可能会就此提醒法官，从而起到监督作用。
成安说，服饰和戒具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来说，心理上影响很大，甚至对旁听人如何看待被告人的心理也有重大影响，这是事先“预设”的有罪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