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曾按清洁工标准招人:每月280元
撰稿｜张 英
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因病去世，这个富有开拓性、开启央视变革的老人被众人悼念着。很多人认为是他打造了央视的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是从《东方时空》的创办开始的。
自上而下的电视改革
“历史经验证明，抓热点问题风险很大，很容易踩雷。”
1993年春天，中宣部向新闻界发文件，要求媒体注意报道热点问题。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决定把这个报道社会热点的节目放在早上7点播出。这是一个电视播放的垃圾时间，正是人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看电视的人很少。如果节目播出安全，没有批评，则在中午1点钟的吃饭休息时间重播。
杨伟光和台长助理沈纪、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等人商量，由新闻中心和总编室成立早间节目筹备组，由新闻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牵头，负责筹备策划早间新闻栏目。当时台里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扣除原有的20分钟早间新闻，另外40分钟专题节目时间，交给了孙玉胜的筹备组。在很短的时间内，筹备组确定了内容板块：一个人物栏目，一个点歌栏目，一个关注社会新闻栏目，一个生活服务栏目。
节目框架确定好后，孙玉胜给节目取名《新太阳60分》，开始招兵买马。
时间是孙玉胜找来的。在楼道里，孙玉胜问时间，是否愿意到早间节目负责人物栏目？时间当时表示要想想，两三天后，时间答应了。“孙玉胜找我的时候，我正准备离开新闻采访部，新闻采访报道宣传味道太浓，不适合我的价值观。拍纪录片当时又有点超前，领导不习惯那种叙述方式，片子只是给圈内人看，再费心思观众也看不到，所以我答应去《新太阳60分》。”时间对记者回忆说。
另外3个栏目的制片人也是央视在编的正式工。童宁找来了《观察与思考》的王坚平，请他出任点歌节目的制片人。“因为他经常戴耳机听音乐，有时候在办公室也爱唱齐秦的歌。”新闻栏目“焦点时刻”的张海潮是自荐来的，此前他是科教节目的编导。后来，他们被称为《东方时空》“七君子”。
生活栏目的制片人一直没有找到，一开始由梁晓涛兼任，最终由陈虻接任。
央视财务部门最早给《东方时空》招聘人员定工资的标准，是参照清洁工的工资标准制定的，每月工资280元。人事部门说，招聘人员是临时工，不能提干、评职称，不能享受住房分配和北京户口；保卫部门说，不能给临时工发放正式的工作证和央视出入通行证。
此外，央视的财务报销也是一个问题。过低的差旅费让新闻前线员工住不起好宾馆，伙食补贴也不够，往往要自己贴钱；电视新闻讲时效，却只能坐火车、汽车出差采访，原因是只有厅局级以上的级别才能坐飞机。员工招聘是人事部门统招，再分配给每个部门，部门再分配到节目组。当时央视基本还处于这样保守僵化的体制下。
“孙玉胜当时给制片人一个特权，就是制片人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在我的这个小环境里面，去做跟我价值观相匹配的任何东西。只要你有才华，合适我的要求，不管你有没有北京户口，有没有档案，原单位是否放你，你的外貌形象、你的普通话是否标准，都可以来‘东方之子’展现你的才华。”时间回忆。
人都齐了，但钱却迟迟没有到位。此前，杨伟光给了孙玉胜两个要求：一是节目经费包干，二是节目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1993年1月，孙玉胜打了一份早间节目承包制的申请报告，要求央视提供904万的节目经费，完成一年的节目制作。但这个报告一直未能得到领导回复。离节目开播只剩下一个月的时候，孙玉胜再写报告，向台里借款20万。这回，报告很快批了下来，杨伟光批准财务处借款20万给《新太阳60分》节目组。已经升职为副台长的沈纪通知孙玉胜，台里不给《新太阳60分》钱，就给5分钟广告时间，节目组用这5分钟广告费维持节目运转。
《新太阳60分》样片出来后，杨伟光发现了问题：“不能用‘新太阳’，会有歧义，东方红，太阳升，老太阳是毛泽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泽东？我说不行。孙玉胜当时很坚持，说这个好，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说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孙玉胜和节目组争取无效，后来按照杨伟光要求，重新取了几个节目名，杨伟光看中了“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5月1日开播后，从管理高层到普通观众，都很满意，社会反响很好。如今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在他的著作《十年》里写道，“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杭州主持一个座谈会上，表达了他对《东方时空》的褒奖。”
节目质量高，广告商也来了。20万元借款，节目开播一个星期就还给了台里。原来《东方时空》5分钟广告开播时填不满，不到4分钟，30秒钟2500元；开播一个月，广告延长到了6分钟，因为供不应求，广告最后变成了10分钟。一年时间里，30秒钟的价格上涨了十多倍，接近3万元。年终结算，《东方时空》的广告总收入高达5000万，第二年接近1亿。开播10年，上交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
汇聚了一批优秀主持人
时间当时很发愁，在央视内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视外社会上找人，只要人合适，专职、兼职都可以。第一批进《东方时空》的人，很像今天的“传销”组织，都是通过熟人相互推荐的方式进入《东方时空》工作。
白岩松当时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时间“开着个雪铁龙、手里拎着个包，拿着个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岩松不敢在办公室谈兼职工作的事情，把时间拉到院子里的自行车棚附近聊天。时间当时对白岩松的印象是：“一个瘦猴子”。白岩松把几篇采访香港歌星的稿子给时间看，时间看了一两篇对白岩松说，“你就是我要的人。”
没有样片，时间描述了一个节目的概念，但“兼职”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几天后，白岩松到了《东方之子》在亚运村汇园公寓租的演播室。时间把白岩松介绍给栏目组同事：“这是我请来的策划，白岩松。”结果当时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话：“我还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没想到请来的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她说完起身就走了。
白岩松就当了兼职的策划。他当时主要给胡健等主持人策划选题，准备采访资料，设计问题。“时间身边当时高人很多，郑也夫、张元、吴文光、段锦川，我不过是一个帮他做具体工作的人。”但时间没料到，胡健和当时特约主持的学者专家一样，根本不听白岩松的建议，不采用白岩松设计的问题。
“后来有一天，我和时间，还有摄像师在一起看一个纪录片，时间突然说，‘你当主持人吧。’我说‘坚决不’。摄像师当时插了一句，‘白岩松做主持人，刚开始人们可能不接受，但时间长了，可能大家就会接受。’这句话打动了我。”白岩松回忆说。
白岩松当时不敢出镜，是怕单位领导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兼职。后来时间打消了他的担心，“你见过早上有人看电视吗？没有人啊，谁会看你啊？等单位发现，估计是半年、一年后，到时候如果不让你兼职，咱们再合计吧。”白岩松就这样当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盖晨光找他，约他一起为《焦点时刻》做节目策划，找选题、写策划方案，挣外快，在请示领导获得同意后，他答应了。然后张海潮就到了新华社，在大楼的咖啡厅与水均益谈合作。做了几期《焦点时刻》的节目后，张海潮让他出镜当了主持人，理由是“外形合适，节目也是你策划的”，和《东方时空》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目标一致。
水均益录制的第一期节目是“柬埔寨大选”，第一期节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我当时录制完节目，心花怒放，给我爸爸妈妈拍了电报，内容是我上电视了，请注意收看明天早上的《东方时空》。第二天早上，节目一播完，我父亲给我发电报，说很好。新华社的朋友和同事也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我当时想，电视影响力好大，上一回电视比在新华社写二十篇稿子、《人民日报》发十篇文章，认识我的人都要多。”水均益对记者说。
后来，为保留核心的业务骨干，央视给了《东方时空》一部分进人指标。工作不到几个月，白岩松就作为正式员工调入了中央电视台。一年后，盖晨光从新华社调入中央电视台。又过了一年，水均益从新华社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是央视引进的最后一人。
崔永元是后来特批调入央视的正式员工。他给《东方时空》帮忙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开播一百期特别节目，他当时是兼职的编导，除了选题撰稿外，他还给画面配音解说。《东方时空》三周年特别节目，时间让崔永元当了导演。这个节目让时间觉得，崔永元可以当主持人。“当时谁都没有印象。只有在我心里面，埋了他这个棋子，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后来，时间办《实话实说》的时候，试了几个主持人不理想后，他提议让编导崔永元试试。当时，崔永元不愿意：“我不想做主持人，我觉得做不了，观众接受不了我来做主持人。但当时实在没人了，节目已经确定了，非做不可。”
节目录制的前一天，崔永元焦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我想怎么做主持人，可能就是我当记者采访的状态，我只能这样了，也不会别的。然后我还背了很多词，但一到现场一下子就忘了，红灯一开，忘得一干二净，就只能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了。”
节目录制的时候，现场的摄像师对崔永元特别不满意，因为一录制，他就不知道机位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话的时候面对摄像机。即使摄像师怎么挥手，拿手电照，沉浸在采访状态中的崔永元都会忘记，他眼睛里只有嘉宾。
“因为我想办法在听嘉宾在说什么，我听明白他说什么了，我才知道我要说什么，所以我顾不上这些。”崔永元对记者回忆。当时，摄像师不高兴，现场发脾气了，后来时间就骂：“你们这帮傻逼，手里的那个机器是死的吗？就不能有一个人扛着跟着崔永元吗？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对着他的脸拍，这不就完了吗？”
崔永元的最大问题解决了。“我们果然就这样了。移动摄像从我这儿开始，从前演播室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人扛着摄像机从头到尾跟着我走。如果我离观众太近了，他就赶紧跑到观众席上反过来对着我，这样就能保证拍到我的正面了。”
敬一丹和方宏进是孙玉胜找来的。“当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准备办一个每天播出的舆论监督的栏目，他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让我考虑一下。”敬一丹对记者回忆说。
敬一丹很慎重，考虑了很长时间。“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这个节目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赵化勇是经济部的主任，很器重我。《东方时空》开播，我们全台老职工，在中央电视台已经工作的铁饭碗的这些人，其实一直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东方时空》和我们平常办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连续观察一个多星期，我看出了节目的方向，对自己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敬一丹看中的，其实是《东方时空》的社会化办节目的制作模式。“《一丹话题》没有制片人、策划一说，我就是这个节目的编导，后面一个技术力量的支持，演播室、摄像、技术性编辑，跟内容直接相关的，就我在那儿盯着，有点吃力。《东方时空》是那种集团式的组合，有策划人，专家学者的团队支持，特别有前沿感，当时看它也很现代，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够出现在中国电视上，让我兴奋。我觉得这就是干电视，当记者当主持人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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