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返乡，哪省年轻人将喜迎家乡催生大礼包

　　原标题：春节返乡，哪省年轻人将喜迎家乡催生大礼包

　　临近春节，陆陆续续踏上返乡之路的年轻人们，也许还有另一个担心，今年回家怎么应付催婚、催生？

　　 中国出生人口已连续五年下降。

　　从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到2021年的 “三孩”政策，国家和地方推出一系列的支持生育配套政策，是否不奏效？

　　“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在2022年1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回应《财经∙大健康》记者时称，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

　　虽然影响出生人口下降因素众多，但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  “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已成事实。

　　常年致力于人口经济研究的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向《财经∙大健康》记者分析，“我们研究的数据显示，各国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

　　 那什么样的政策有望扭转这一局面？

　　 从直接发钱到买房补贴，你生还是不生？

　　自2021年“  “三孩””政策出台后，多地政府花式鼓励生育。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全国第一个直接发钱的城市，按政策生育“二孩” “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补贴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说。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攀枝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约3684元。

　　2021年11月，吉林省发文提供婚育信贷支持，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房价，被视为阻碍生育的硬障碍，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减轻育龄家庭居住负担。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发布《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当地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此外，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优先予以保障。

　　江苏海安市的  “二孩”家庭得到的优惠是，在买房市场价基础上每平米降价200元，“二孩”家庭每平米优惠400元。

　　从“房”入手的思路，为多地接受。北京、广东、陕西多地的公租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如北京多孩家庭无需轮候抽签市公租房，可直接凭选房通知单去选房。

　　不过，因为收入高出北京公租房政策的标准，30岁的北漂陈柏享受不到这一催生政策的红利。

　　陈柏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和妻子年龄相仿，婚龄也有几年了，一直没生孩子。

　　在双方父母支持下，陈柏在北京五环外买了套房，已经比很多人幸运。每个月除去还房贷，陈柏家收入足够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势必打破平衡。

　　五环外，没有太好的学校。一旦有孩子，大多数人得考虑租住或者买靠近学区的房子。陈柏如果想进入四环内找学校，北京的学区房，较近的划片中关村三小的蜂鸟家园小区，2022年1月在链家网上每平米的价格超过17万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价轻松突破900万元，已经超过一些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了。

　　“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一去不复返”，面对生育的选择，这是陈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北上广，还是有一大群陈柏们在观望。对他们来说，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脚跨到了河对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无法回头。

　　“人口学界几年前就达成共识，首先必须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没什么作用。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配套的措施同时跟上去才可能有效果。

　　 90后、00后，婚和育都是一个抉择

　　 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十分突出，尤其是在大城市。

　　“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杨金瑞指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到2021年下降到1.64个。

　　“如果明知道现在的生活状态足够好，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90后的杨洋从未规划过生孩子的年龄，“等到想生的那天吧。”

　　杨洋已经32岁，在北京的一家文化企业工作，周围有不少丁克家庭，“他们生活得更洒脱，感觉个人的状态也比有娃的要好一些。”

　　和男友相恋近五年，杨洋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如果不为了生孩子，领证这个程序也没什么意义。”。虽然相识之初，男友就表现出了“成家”的意愿，但杨洋也坦率的说出“只是交往看看，没有结婚计划”的想法。

　　杨洋的男友也是北漂一族，家里支持在北京买了房子，收入也“过得去”。虽然年纪比杨洋小几岁，但观念相对传统，“人就应该结婚、生孩子”，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理由。

　　时间一长，男友就开始各种暗示，“今天参加了哪个同学的婚礼，明天又去了哪个同事孩子的百天宴。”杨洋知道男友并不想给自己压力，但又按捺不住试探她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对于男友的尊重，杨洋其实很感动，于是也开始找已婚的同龄女性朋友们交流，想知道她们当初“投身婚姻”的动力。“至少我收到的反馈全是后悔的，劝我尽量不要往坑里跳。”杨洋得出的结论是，生孩子这件事，女性付出的一定要比男性多，能接受再生。

　　生活的每一笔痕迹都在做决定前开始显现，“我妈妈是一位内科医生，在我读高中时，辞职来陪读。”杨洋的记忆中一边是母亲义无反顾的付出，一边是作为女儿的压抑和叛逆，“不想失去自我，我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要实现。”

　　2018年，中国单身的成年人口高达2.4亿。和婚育率较高的上世纪末相比，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增大，“35岁的职业瓶颈”焦虑就摆在眼前，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教育、投入工作，对婚姻和家庭诉求的排位越来越靠后。

　　为了减缓职业女性的焦虑，各地陆续推出延长产假的福利。如浙江在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为生育一孩女性延长产假60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九十天；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各享受10天育儿假；除产假待遇由生育基金保障外，其他假期的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

　　陕西更是给生育  “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配偶也增加护理假十五天。

　　然而，杨洋更担心，延长产假期间会降低她们在工作中的竞争力，工资会减少，不利于未来就业，“很少有人能真的两者兼顾”。

　　华景的产假还剩半个月的时候，就赶回单位工作了。华景在一家国企工作，相对稳定，内卷也不严重。部门原本有两个领导，其中一个因为身体不适，要长期休病假，华景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升职一年后，就在华景休产假的四个月里，一直“休病假”的同事恢复上班了，三个人当中势必有一个人要被调整。华景得知消息后也尽快赶回工作岗位，即便工作上丝毫没有懈怠，但华景最终还是被调回了原来的岗位，工资也下调，“谁让赶上我生孩子了”。

　　产假其实是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主要方式之一，还包括育儿假、陪产假等假期制度。

　　“假期不是事，带薪产假可能才是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问题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将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

　　70后、80后，谁帮着看娃？

　　在中国一个二线城市，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85后的胡婷犹豫不决，在生二胎和养宠物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胡婷有一个女儿，已经9岁，上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胡婷一直想生个二胎，能让女儿有个伴。

　　“实在照顾不过来，家里的老人也帮不上忙”，胡婷的父亲已经65岁，有心脏病不能劳累，母亲还要照顾年近90的奶奶。胡婷只有在工作实在忙得脱不开时，才偶尔麻烦母亲接送女儿上学。

　　“再生个老二真是容易垮掉。”胡婷说。

　　为了减轻家长带娃压力，2021年起，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组织开展面向小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开展体育活动等，但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除了解决后顾之忧，还有地方从源头入手，增设辅助生殖机构。至少12个省市决定大力发展辅助生殖技术，这和面临生“二孩”“三孩”的人群年龄相关。

　　因为对年龄更大的70后和80后多已有一孩，她们是当下多孩的主要目标群体，可是她们的生育能力已经开始衰落，想生却不能生的也不在少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20年，在200个育龄妇女（15岁—49岁）中，就有一个人是想生却没能如愿的。

　　35岁及以上生育者即为高龄产妇。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披露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例为13.57%。

　　男人的生育能力也堪忧。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是中国最大的精子库，入库监测数据显示，精子合格率正连年下降，在2006年—2015年十年间，由45.9%降至17.7%。

　　为了帮这些愿意生的人实现愿望，如四川省未来五年计划增加辅助生殖机构20家，安徽、陕西、江苏的计划是不超过10家，上海也可能会由18家辅助生殖机构增至不超过24家。

　　让杨洋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决定丁克多年的朋友在去年底生孩子了，“她已经42岁了，风险很大的”。这位朋友自己也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孩子，最终还是决定自己生一个。

　　“其实我也不讨厌孩子，不过我不希望自己到了不能生的年纪再后悔。”杨洋的身体也发出了一些警告，“医生说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想生孩子，就早一点，避免以后风险更大。”

　　对当初的困惑，杨洋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在和男友商量后，两人决定去做一次全面的生育检查。

　　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陈柏和同在民企供职的妻子免不了聊起这件事——年龄、住房、工作、父母养老，家庭生活的每个切面都在隐隐提醒着他们。

　　他坦言，外界讨论和口头鼓励，其实无法说服一个家庭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杨金瑞介绍，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生育、养育、教育等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

责任编辑：宋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