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旱作植物到改种水稻 成都平原的人口增长决定主食变迁

　　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老百姓都吃什么？这些“口味”都是怎么变化的？这些“舌尖上的成都”，最终还是要回到泥土中去寻找答案。2月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从2009年开始，成都平原先秦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提上日程，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对5000多份样品中的1000多份样品进行了分析。

　　在对上万粒的种子“验明正身”后，考古人员发现，早期的巴蜀先民种植旱作植物，到了4000多年前，就开始引进了水稻种植技术，一场“饮食革命”最终在巴蜀大地掀起，而推动这次变化的原因就是，人口大量的增长，原有的旱作植物因为“水土不服”，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从这以后，水稻毫无悬念地“问鼎”了成都平原的主食地位。

　　早期种植的旱作植物难以在成都平原“批量生产”

　　巴蜀先民并不是一开始就将水稻当作主食，在改变“口味”之前，旱作植物一直是主要的农业形态。在对成都平原先秦农业进行研究时，从事植物考古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姜铭介绍说，先秦农业演变从时间上先后经历了什邡桂圆桥遗址、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这五个阶段，在什邡桂圆桥遗址这个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其第一期样品中发现粟和黍这两种旱地谷物占有绝对优势。

　　姜铭推测，这种情况应该和当时的人口来源有关系，他在研究中认为，这种纯旱作的农业传统，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能够找到影子，综合多种研究，成都平原的这种旱作习惯应该是伴随着西北地区人群迁移而来。

　　不过，在西北甘青地区能够适应的耕种习惯，在成都平原就有些“水土不服”了，这些食物和当时的环境并不“协调”，要保障巴蜀先民的生产生活，粮食生产不得不提高效率。

　　这也是考古研究人员在宝墩文化早期的遗址中找到的答案。姜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宝墩文化早期，人们的主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辨认出的农作物种子中，水稻种子占了半数以上，粟、黍这些只是作为一种补充。

　　“水稻已经开始变为主要农作物。” 姜铭认为，人类从1万年前就开始驯化水稻，6000多年前出现水稻这种成熟的种植方式，成都平原以水稻为主食出现在4000多年前，这也是受到了长江中游文化的影响。

　　人口增长过快水稻不够小米凑，粟、黍比重提高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相对高产的水稻也无法满足巴蜀先民的需求，这时候就出现了限制人口的措施。姜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当时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一些发育不太良好的新生婴儿、没有劳动力的老年人，都会采取驱逐等措施。

　　姜铭说，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小米的比重又开始回升，从对灰坑、墓葬、房址中选取的一些土壤样品进行分析时，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旱作植物的种子一度接近水稻种子。据他介绍，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有限，在早期的成都平原，河网密布、水害严重，人们不得不找一些树木少、平坦的土地进行一些旱作植物的补充。

　　“这些旱作植物不用靠近水源地，往往作为救灾的备用粮。” 姜铭说，在分析植物种子时，他们还发现了麦类作物的种子。

　　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考古人员在十二桥文化的三四个遗址中，共发现了十多粒麦类作物种子，不过，到了晚期巴蜀时期，这种麦类植物的踪迹又很难发现了。但姜铭坚持认为，这些麦类植物应该还会有，这样才会形成以后的小麦种植基础。

　　当然，此前有观点认为，先秦巴蜀与西部关系紧张，西部文化因素未能进入成都平原，麦作植物未能进入成都平原，对于这样的观点，麦作植物的出现或许可以对这种观点提出参考。

　　灰坑中发现“猕猴桃”古蜀人口味并不单一

　　一直到晚期巴蜀，水稻的主食地位依旧牢不可动，不过，巴蜀先民并不是除了水稻就不尝点其他味道了。在对植物种子进行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不少葡萄属、猕猴桃属、桃、梅、核桃楸这些种子。

　　姜铭介绍说，在对成都市十二桥新一村地点、郫都区菠萝村遗址等出土的植物遗存中，研究人员就找到了猕猴桃属的种子。虽然并不能直接认定这些就是当时人们日常的水果，但它们出现在考古遗址中，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关，有很大的可能被人们栽培利用。

　　而在十二桥时期，人们劳动工具也开始发生变化。“和宝墩文化时期的石器工具不同，铜器已经开始运用到了生产活动中。” 姜铭认为，这些也能够从植物考古研究中反映出来。此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注重对每个时期的农作物构成进行分析，而在今后，研究工作将更关注人类的行为活动，这就需要和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学科进行结合。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高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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