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10月9日：器官捐献者体征变化 手术紧急停下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每一例器官捐献手术都将遵循“对生命尊重的原则”

　　关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

　　矛盾

　　“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然而到了最后，我却要让他们放弃治疗来捐献器官。”薛瑾说，在不断的生死交替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理都有些无法承受了。

　　坚持

　　“我们会跟家属如实陈述病人状态，然后希望家属能让他们的亲人在逝后还能发挥生命的价值，去延续他人的生命，这也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讲，在器官捐献者和移植等待者之间架起生命之桥的同时，尽管伴随着欣慰和感动，但更多相伴的是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放弃与坚守。他们的工作总是充满矛盾。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这几年，薛瑾坦言，这项工作是件认真而残忍的事情，在不断的生死交替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理都有些无法承受了，“感觉急需心理健康医生的干预了。”

　　谨/慎

　　协调7天的捐献手术

　　因体征变化紧急决定暂缓

　　前日，王中奎夫妻经过一周的犹豫，终于签下儿子王猛的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后，王猛的器官摘除手术定在了昨日上午10时许。一早，彻夜未眠的夫妻俩赶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后一次探视儿子。按计划，这次过后，儿子身体内的肝脏及双肾，将在当天移植到其他急需进行器官移植的病患体内。

　　探视过后，夫妻俩走到监护室门外，医护人员开始进行术前的准备。因为在前一日，夫妻俩选择让儿子在心脏停跳后进行手术，于是，戴在王猛身上的呼吸机被撤掉，维持血压的升压药也减少了计量。随后，他将在没有外部生命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自然地进入心脏停跳死亡。

　　不过，王猛的身体变化却并未按照医务人员的预期进行。“一般而言，拆掉呼吸机，减少升压药物后，因无法自主呼吸，血压减小，心脏会自然地停跳。在这个过程中，血压会逐渐下降，但王猛的血压在下降到一定数值时却停住了。”医院医生介绍，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好像还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医务人员最终决定暂缓手术。“我们需要重新对他的身体进行评估，或许明天再进行手术，不能因为家属签了字，手术就立马进行，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介绍。

　　矛/盾

　　与病人家庭产生感情

　　却仍要动员家属捐献器官

　　与王猛这样的突发病患者不同，慢性病患者的器官捐献，“等待”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薛瑾刚刚成为协调员时，一位脑胶质瘤患者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就持续了两个月。

　　当时，患者的家属提出了捐献的意愿。但器官捐献需要按照国家的规定程序进行，一般而言要患者处于脑死亡、心跳死亡或者两者均达到死亡状态才能进行。而这位患者都还不符合。

　　薛瑾的工作就是随时与患者家属保持联系，沟通患者病情的进展，“那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过程。”她说，在两个多月的沟通中，自己早已与这个家庭产生了感情，“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然而到了最后，却要让他们放弃治疗来捐献器官。尽管这时病人已处于脑死亡状态，但内心突然又有种不愿意让家属放弃的感觉。”

　　薛瑾说，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后，自己开始不敢投入感情，“因为总会让这种情绪走进自己的生活中。”

　　转/变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在改变

　　器官捐献已被更多人接受

　　很多时候，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医学中的死亡是“脑死亡”，而患者家属心中的死亡则是传统的心脏停止跳动。对于器官捐献，如果在脑死亡后，患者家属仍要继续治疗，这时患者体内的器官很可能会在逐渐衰弱中失去捐献价值，因此，协调员不得不开口说服有捐献想法的家属考虑放弃治疗。

　　“很多家属会觉得还有心跳，还有温度，就还能有希望，但其实没有。”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介绍，脑死亡是指大脑的整个血循环已经停止了，大脑的营养脑细胞没有得到供血，大脑整个处于一个坏死的状态，中枢不能支配所有器官去发挥各自的功能，这些器官就会衰竭，尽管这个时候心脏还会跳动，但能够持续跳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其实协调员或者医生在器官捐献协调中，只是告诉家属这样一种现实，选择权还是在家属手上，所以，并不是医院不再救治了。”杨洪吉说。

　　“我们只会跟家属如实陈述这种状态，然后希望家属能让他们的亲人逝后还能发挥生命的价值，去延续他人的生命，这也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薛瑾说。

　　不过，这两年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已在改变。“一是媒体的宣传报道增多，二是器官捐献的案例在增加，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现在不少的器官捐献其实就是患者家属自己提出来的。”薛瑾说。

　　困/惑

　　相关部门的沟通仍然存在不畅

　　规范器官捐献需出台相关条例

　　据薛瑾介绍，昨日上午，在王猛手术正常准备之前，她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做了大量工作。王猛因交通事故造成不可逆的重度颅脑损伤，涉及交通事故时，如果其最终死亡，且有进行捐献手术，术后的遗体则会有刀痕，这就需要有当地的法医介入对尸表进行尸检，需要法医了解手术的进行。“但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当地说愿意来法医，但随后又表示距离太远不愿来人，最终只得通过沟通，联系上成都另一家医院的法医参与。”

　　“这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不畅的问题。”薛瑾说，在器官捐献中，有不少人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导致死亡，而这些都是需要涉及赔偿及责任的问题，就需要当地相关部门的参与和配合。

　　另外，人们对于器官捐献工作仍然存在了解不够的问题。薛瑾说，此前，曾接到南充一家医院的来电，说有患者家属提出器官捐献，“当我们的救护车赶到当地，需将患者接回医院进行手术时，对方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质疑，我们拿出身份证、工作证、医院资质等等，家属仍然认为有可能是伪造的，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红十字会才得以证明。”薛瑾称，“这其实反映出公众对于这方面工作依然还是了解不够。”

　　对此，杨洪吉也建议，相关部门应该适时出台相应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将器官捐献工作做一些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报道链接： 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