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专家：增加黄金周数量可缓解长假拥堵
黄金周拥堵 咋缓解？专家建议：增加数量
刘思敏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增加避暑黄金周(8月上旬)、延长春节黄金周， 最大限度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探亲与旅游两大刚性需求
刘思敏简介
刘思敏，著名旅游专家、社会学者，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作为黄金周存废之争的“挺黄派”代表人物，关于黄金周的论述，刘思敏能敲出系列文章的一长串网址，对于这个问题，他早有深入、持续的研究，并笃定地认为：黄金周出去旅游，对于中国城市白领来说是刚需，就像农民工春节回家一样。随着2008年以来取消了“五一”黄金周，每年的“十一”黄金周都毫无悬念地爆棚，外出旅行，民众日益增长的这种兼具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高级需求，迟迟得不到满足，“民众出行出游需求‘堰塞湖’已经形成，随时可能‘溃坝’。现在应该恢复‘五一’黄金周、增加避暑黄金周(8月上旬)、延长春节黄金周，用四个黄金周最低限度满足民众对于长假的渴求与刚需。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集中与分散结合，最终逐步实现最适合中国的休假模式。”
1999年出现的国庆黄金周，最近几年间被国人狂吐槽，存在了十几年，在此时被如此诟病，为何？
微博上流行的神预测：2014国庆节度假计划：1号在家看全国高速堵车；2号在家看各地景区排队；3号在家看全国酒店涨价；4号在家看游客到处被宰；5号在家看买不到火车票；6号在家看全国高速又堵；7号在家看东南西北进不了城。个个应验，足见，拥堵是早有预料的，收到“满心意料之中的失望”也是有准备的……
看来，国庆节出去旅行是刚需。
既然这么诟病，取消可好？
若是不取消，神预测中的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
先看看这些消息：节前，有媒体根据去年的新闻，预测今年的十大拥堵景区：九寨沟去年乱成一锅粥、额济纳旗汽车差点开不动、丽江游客找不到一张床、泸沽湖游客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三亚飞机票一票难求、张家界1800台旅游大巴团团转、故宫三大殿挤得看不到地面、鼓浪屿走一公里要花几小时、稻城亚丁今年国庆每天限制人数、峨眉山也要做好拥挤的准备。
节后发觉，庐山、井冈山等景区客流量没有出现往年“井喷式”增长。九寨沟前四天，客流量和往年同期相比，下降40%。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十一”旅游市场特点也表示，从前四天的市场表现和监测数据来看，“十一”旅游市场“游客更加理性，错峰出游，避免了传统景区以往出现的大面积拥堵和滞留现象”。
与此同时，韩国迎来新一轮“中国游客”浪潮。1日中国游客挤满了首尔的明洞街头，琳琅满目的中国标语，让人产生在国内的错觉，也有境外媒体报道，“十一”黄金周，每天有一亿中国人在路上。
中国旅游研究院黄金周前夕调查几大旅行社显示，国庆期间出境游预订有60%以上的增长。中国旅行服务网站携程网统计认为，今年国庆长假出境游将占中国全年出境游市场20%左右。
我们的黄金周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拥堵的根源在于长假短缺
拥堵的根源在于长假短缺，这个结论并非是想当然的结果，是有数据支撑的。
如果只看法定假日总数，中国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不算太低。但真正享受假期的总数和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原因是，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较长时间的带薪休假，“有些国家的带薪休假甚至超过30天，在中国，你敢跟老板说，我要带薪休假去旅行吗？”
一切都是逐步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更多关注基本保障，伴随经济向前发展，人们要求自我实现，过有品质的生活，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外出旅行的体验和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和春节不同的是，春节回家是想起春运就头皮发麻，硬着头皮也得上路，因为春节回家具有民俗与道德的半强制性。国庆节却是知情自愿的无奈选择，没有人强迫你，去哪儿，跟谁，看什么，住哪儿……出门的人事先都想好了，包括高速拥堵、景区人多等等，都有预料，自然收获一个意料之中的失望也是有准备的。
那这只能说明，长假旅游是刚需。
为什么偏偏选择黄金周去旅行呢？错峰旅行可以不？
刘思敏说，那您先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您住在著名景区附近吗？第二个：您有带薪休假吗？第三个：即使有带薪休假，您能保证全家能节奏一致，共同出门吗？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黄金周旅行，就是您的理性选择，无奈地踏上旅途，体验各种拥堵，各种涨价，各种奇葩经历……
而且，被砍掉一个“五一”黄金周后，长假旅游的存量更大了。伴随80后、90后踏上旅途，增量也加大了，于是，吐槽井喷了！
由此可见，长假短缺是问题存在的最大原因。制约中国旅游业发展、游客旅游消费需求释放的瓶颈，也就是天花板，不是消费能力，更不在于消费意愿，而是长假短缺。
带薪休假十年内无法全面落实
旅游业是幸福导向性产业，农民工回家过年，小青年出门旅行，这都需要长假供给。说到这，很多人说，有带薪休假啊。刘思敏更怒了，“再有十年，带薪休假也无法全面落实。”
1995年就写进《劳动法》的带薪休假，早就退居到各种劳动问题的次要位置了。“它分散、监管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全国的落实率不到30%。”只有劳动者的其他重要权利基本得到保障，带薪休假权利才能浮到上面来，被重视，进而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都有了较高的发展。“老板们守法，愿意用它吸引和挽留优秀的人才，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
201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切实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将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政府议事日程，作为劳动监察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
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组长蔡继明也说：“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带薪休假时间太短，一般最长15天，最短5天，平均10天左右。我们课题组研究了60来个国家，带薪休假平均是19天。”
但目前，刘思敏认为，法律的强制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有法律条文强制落实的带薪休假，竟然没有落实下去；没有强调强制落实黄金周，却落实了，为什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监管成本的巨大差异。约束老板们的居然是法定假日，因为黄金周期间全社会都停摆了，老板不放假，成本更高，“可见黄金周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是被国人接纳的，保障了民众对于长假的最基本的渴求。只是，它不够用。”
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
正是这样的国情，刘思敏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黄金周和带薪休假并行不悖，全面推进。
解决旅行的刚性需求，增加假日数量是增加长假的前提，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假日总量问题。即使双休日变三休日，一下子多出来50多个假日，也满足不了探亲和旅游的需求，“时间短，没办法让人的心灵有一个深度休息和亲情抚慰。‘小长假’的设立就是这样的鸡肋。”
那要怎么做？黄金周增加，先疏通民众的出游需求“堰塞湖”，满足大众普遍的刚需；同时，必须看到带薪休假的落实，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征，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只能逐步推进，而不要奢望以理想代替现实。恶意欠薪罪，也没能彻底解决比较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莫非指望设立“不落实带薪休假罪”来推进带薪休假？
首先，应该恢复“五一”黄金周或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前后设立“春夏黄金周”，八月上旬增加一个“避暑黄金周”，保持国庆黄金周，这三个黄金周，各7天足够了。春节长假延长为9天。这样，一年四季各有一个黄金周，以此满足公众共同的旅游需求和没有带薪休假的人的替代休假，以及带薪休假的个性需求。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起作用。有带薪休假的，可以出去旅游。耐受力不好的，出境游；耐受力好的，国内游；有带薪休假的，个性游。
这样结合，最大限度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探亲与旅游两大刚性需求的最佳现实方案。长假短缺的问题解决了，慢慢的，伴随社会发展，带薪休假终将实现，分散与集中集合，极大促进旅游这种民生产业的发展，民众的幸福感将大幅度提升。
■延伸阅读
喷一喷 黄金周的拥堵
至于在黄金周中出现的各种拥堵，刘思敏更是有话要说。
高速免费
为消费行为免费，不合理
自从法定假日高速免费，高速路就变成了最大的停车场，长假开始，出城难，长假结束，回城难。大家都堵在路上，最经典的段子是：到高速路去相亲吧，从车看财产，从态度看性格，从憋尿看肾功能！刘思敏哭笑不得，他说，高速免费源自对高速收费的不满，于是，出现了特定时段免费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是设计真的不大合理。政策出台加剧了供求失衡。
福利政策要么普惠，要么向弱势群体倾斜。高速免费，免的是七座以下的车，多是轿车。而这部分人，并不是最差钱的人群。恰恰是坐大巴回家的这些人，更在乎免费的高速路。作为福利政策，其实，它补贴的是富人，那些坐大巴的人不仅没有得到福利，还因为一股脑儿挤上路的轿车，导致无法正常到达目的地，反而权益受到了损害。这项仓促出台的福利政策实际上补贴了富人，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非常荒谬。
可不可以免费？可以免，怎么免才是关键。
黄金周人们出行是消费，而且显著加剧供求失衡，不应该免费。春节可以免费，前三天和后三天免费，才能够发挥福利作用，中间的消费时段，不免费。然后，真正的福利时间段应该是5到11月，每个月选一个双休日免费，刺激出游。这样，大家的体验都会好起来，拥堵就能解决。
运力不足
国庆再忙，抵不过春运
今年国庆节，爱人去大连，提前20天上网抢票，1日当天的票，几分钟内一扫而光。好不容易抢到一张2日去大连的火车票。过了没几天，继续抢返程的票。就看这抢票过程的激烈，可见，火车有多难坐。于是，有人说，铁路运力不足。
刘思敏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国庆七天，春运四十天，运力按照哪个标准设计？一定是最严酷的春运。”也就是说，忙过了春运，很多运力都是暂时闲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黄金周的增多，除了拉动旅游业，还能拉动铁路的收入。“运力被使用的次数增加。在边际成本固定的情况下，是一年使用一次的效用高，还是使用三次、四次效用高？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其边际收益的大幅增加是不言而喻的。”他说。
本报记者 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