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乡》：走进中国最热28平方公里土地
就在此刻，国内多地正在为申报自贸区展开或明或暗的争夺。川报集团《新城乡》记者专程前往探营上海自贸试验区，感觉扼守万里长江黄金水道要津、稳坐中国南北海岸线中枢点的上海，确实抢占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先机……
□《新城乡》记者 龙腾飞 李宇上海报道
“上海准备好了吗？”在毗邻外高桥保税区的森兰商都，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的7个大字，时时拷问着过往的人。半年来，这片“开放促创新”的中国试验田上，正不断刷新着世界对中国首个自贸区的认知。这里的投资客、外商、创业者、居民，甚至连自贸区门口的来往掮客，都感受到一种新型经济成长力量的春江水暖。
川报集团《新城乡》记者3月走进上海自贸区探访。此时，北京全国两会上，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复制与推广的猜想，正如火如荼地求证；此时，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正密切关注新的自贸区在中国西部诞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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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地址”火了，36个窗口并联办事
大型集装箱货车在杨高北路往来穿梭。拐进著名的基隆路，不少访客在印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字样的2号门外合影留念。一进门，记者手里就接到好几份宣传单，发单员热情得很，一路跟随，指着外高桥大厦说：“注册公司吗？我们代理公司就在上面，去看看吧。”
在这幢大厦的11楼，一名李姓业务经理接待了记者。短短几分钟，我们就大致清楚了在自贸区注册公司的流程：签订租赁合同－核名－备案－递交材料……
理论上说，一家来自四川的生产出口型企业，通过“虚拟地址”注册，其实无需搬迁厂房设备，便可落户千里之外的自贸区。区内，拥有投资与服务贸易的便利，还可享受关税、增值税等减免，这些利好，正在增强上海自贸区的吸引力。
李经理告诉记者，虚拟地址，就是企业主可以租用开发公司分割出来的小面积用地（一般为20平方米）作为地址来申请注册，目前的年租金在2万元左右。“业务可以在区外，但是注册地址一定要在区内。”
负面清单式管理、注册认缴制、“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这些专业名词构成了自贸试验区的吸引力，一度络绎不绝的投资客前来寻找商机，也带火了以服务于投资客为主的掮客式生意。眼下，在面积仅有10平方公里的外高桥保税区，上海人手中的“小隔间”（用来虚拟注册公司的厂房、仓库地址），已成为了稀缺资源。
步入基隆路9号——自贸区综合服务一楼大厅，36个窗口集合了试验区管委会、工商、税务、质监4个部门。“一表登记、一口受理、并联办事”的服务模式，让前来办理业务的人清楚明了。在这里，人们口口相传着“你一元钱也能办公司”。比喻的是在这里开始的一项改革，即企业注册资本变“实缴”为“认缴”，不设下限的投资门槛，让许多有志于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蜂拥而至。
大厅里，等着叫号的赵程灵在手机上刷着朋友圈。他是德国一企业的中方代表，3天前，他和他的筹备团队从德国慕尼黑来到上海。赵程灵告诉记者，由于业务需要，其所在企业一年前就想在上海注册一家公司，去年9月自贸区成立后，企业立刻加速了入驻步伐，“除了外汇兑换和金融服务的优势，目前这里还是中国唯一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利好自不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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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注册企业7257家，商贸最受青睐
在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旁的咖啡厅，一名上海本地的基金经理徐亚力对记者感慨，现在自贸区给人的感觉“很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徐亚力打开自己的微信，半年来他陆续关注了“自贸区邮报”、“自贸直通车”、“自贸区创业论坛”等数个公众订阅号，“每天都会注意跟踪，看看有什么新的动向和机会”。
话锋一转，徐亚力又说：“一开始觉得这里的月亮肯定特别圆，但现在感觉自贸区淘金这条路还有点‘朦胧’，还要再看看。”
自贸区综合服务大厅和管委会目前所在的外高桥，是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如今这里已集聚了7000多家国内企业，是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而整个上海自贸试验区，则涵盖了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
全球瞩目下，这片土地成为真正的热土。记者多番联系自贸区管委会，负责宣传的办公室人员礼貌地告知，等待采访的媒体已经排了一大串。据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9日，自贸区新注册企业已达7257家，占自贸区企业七成以上，其中外资企业584家，内资6673家。细观之下，商贸行业最受青睐，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位列前三，占新设企业总数的8成以上。除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在自贸区“安家”，“区民”名单中也可看到微软、花旗等跨国巨头。
自贸区的“开放”姿态，不仅体现在不断增加的外资企业数量上，也表现在投资领域“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转变。“负面清单”——这一自贸区的神秘热词，到底有何魔力？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记者说，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清单里的不能干，清单外的“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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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入区、后报关”，物流成本降一成
把视野向东移至浦东海岸线的南端，这里似乎有自贸区更值得期待的明日景象。换乘地铁16号线，前往自贸区4区中的最南一区——洋山保税港区，从S2线的制高点东海大桥上，可以眺望洋山港10平方公里的港区，以及绵延至港口的堆场和塔吊。
洋山保税港口，一辆运载着来自意大利的工业发动机的集装箱货车缓缓驶来，抵达海关卡口，驶入专用“快速验放车道”。货车司机不再像往常一样下车办理通关手续，而是掏出一张提货通知单，从车窗将单证上的条形码对准车道旁的扫描器，“嘀”的一声，左前方电子屏显示出“放行”字样，卡口栏杆自动抬起，货车顺畅入区后驶向公司仓库。
这就是在自贸区试点实施的“先入区、后报关”新型监管模式。和过去传统的先报关、后入区的“串联式”通关模式相比，新模式允许企业把提货入区作业与申报备案手续“并联”进行。据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太平名威物流有限公司测算，采用新模式，物流时间最少可节约1天时间，企业物流成本降低约10%。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正是目前国内各个保税区探索升级成自由贸易区的主流思路。这并不意味着放松海关监管，而是在‘安全有效管住’前提下的‘放开’。试验区的建设促使海关不断朝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的新型监管模式转型迈进。”上海海关加贸处副处长邱海滢说。他所说的“一线”，指国境线，“二线”，则是指自贸区与境内的分界线。
自贸区“试验”的重头戏，是要探索如何通过这种模式，达到区内货物与资本的快捷流动。然而寸土寸金的自贸试验区，并非简单的集装箱堆场；“放开”之后监管制度创新，才是这场“试验”的真正难点。
今年全国两会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用“废、改、立”来描述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核心，也是难点，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涉及利益格局调整，既要有智慧，也要有勇气”，显示出自贸区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在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人能够预知改革的艰难曲折，但只要抓住自贸区一个本质——“试验”，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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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恐高症”的，别来自贸区
专家说：上海自贸试验区里没有政策红利，而是进入了制度红利的时代
□《新城乡》记者 龙腾飞 李宇 发自上海
上海自贸试验区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往里面放。它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可复制和推广的亮点是什么？《新城乡》记者就此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负面清单是最大亮点
《新城乡》：上海自贸试验区从建立之初投资者纷纷“抢滩”，到现在步伐逐渐放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孙立坚：半年来，外界对自贸区的认识逐渐清晰，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税收减免等政策红利。现在越来越明晰的是，在央行的自贸区账户管理下，如果试图利用国际资金的廉价性和国内资金的稀缺性来做利差的套利，跑到里面想做“钱庄”的生意，是行不通的。
《新城乡》：什么样的企业才适合到自贸区发展？
孙立坚：自贸区的背后呈现出“三高”特征：第一是高附加价值。第二是高标准投资。第三是高效率金融服务。
《新城乡》：目前看来与保税区相比，自贸区并没有更多的优惠政策？
孙立坚：大家总感觉自贸区一出来，政府应该陆续出台很多东西，无法接受这里面没有新政策。自贸区是制度红利，就是政府放权、放松管制，只要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非禁即入，企业只需要主动去探索成长之路和企业战略。
有人原本想到自贸区去“捞一把”，结果发现高附加价值做不出来，高标准的投资增加了运行成本，然后发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感觉到自贸区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恐高症”就出现了。
《新城乡》：外界评价，自贸区改革创新的最大亮点就是负面清单这一管理模式？
孙立坚：负面清单管理，标志着“放松管制、提升监管效率”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改变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投资者是主动的，而政府真正回归服务的角色。
成都要效仿的，是建立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新城乡》：现在已有多地展开自贸区申报“暗战”，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是什么？
孙立坚：要说复制推广的话，第一个可复制的就是负面清单的管理。另外，让国有、民营、外资三方力量在透明公开的游戏规则下优胜劣汰，这都是应该推广的经验。但是，机制可以复制，业务绝不雷同。上海做大飞机，全国各地是不是也去做大飞机？这样做，一定是死路一条。
《新城乡》：成都也在申报自贸区，你认为成都的定位应该是什么？
孙立坚：对于成都来讲，就是利用好自己在区域发展核心城市的角色功能，通过制度红利激发企业家的开拓创新精神，把更多的企业集聚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另外，成都拥有西部核心城市这一优势，应该注意将新型城镇化布局通过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辐射。
实际上，大家没必要单恋外贸一枝花。内陆城市在做内贸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沿海城市承接外贸。现在中国如果没有内贸，外贸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内外打通，我们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和竞争力。
关键还是要和上海一样，争夺制度的红利，完善制度、吸引人才、培育自己的产业集群，把外出务工的人引回四川就业、创业。成都要效仿和赶超的，应当是能不能比上海更快地建立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