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回应马航报道中国媒体失败论:为了真相

　　为了生命 为了真相 我们在努力

　　——新华社“马航370航班事件”报道纪实

　　新华社记者赵博超已经记不清自己3月份参加了多少次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的新闻发布会。一个4个月前才初次驻外的年轻记者，在过去一个月里见到驻在国总理的频率“高得有点不正常”。

　　“3月8日早晨的那场新闻发布会我至今难忘，”赵博超说。那天上午，他发出本应早晨抵达北京的马航370航班“失联”消息后，立即赶往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的萨马萨马酒店，参加马方为此次事件举行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当时，他还不知道，马来西亚方面当天将在这里举行4场新闻发布会。在这之后，类似的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天一场。这些发布会，他一场没落下。

　　他更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宣武门新华社总社，闻讯从两会报道现场赶来的新华社副总编辑彭树杰，已经在国际部发稿中心主持召开了马航370航班事件报道的第一次紧急会议。这样的会议，在事件高密度报道期间变成了每天一次。

　　报道重大突发事件，通讯社的记者编辑并不陌生。但由于这架下落不明的航班上有154名同胞，前方采访的记者、后方编稿的编辑更多了一份关心，添了一份焦急。分析预判事件进展、调动国内外采编力量、调查飞机行踪、报道搜寻情况、追问事件真相……新华社启动了应急报道机制。

　　 【报道，困惑中的无奈】

　　在年轻记者赵博超奋力进行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之时，新华社军分社记者白瑞雪正在北京整装待发。3月9日早晨，她赶到三亚，追上了高速南下的中国海军井冈山舰。

　　在白瑞雪追上井冈山舰的同一天，也就是客机失联的第二天，常驻香港的新华社亚太总分社视频记者幸培瑜和摄影记者吕小炜登上了越南富国岛。之所以来到富国岛，是因为这里是离马方权威消息宣称的客机失联地点最近的陆地，是因为这里是越南援救行动指挥所的所在地。

　　随后，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蜂拥而来，最多时有上千人。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搜索将从越南开始，也将在这里结束。

　　但事态的发展却让人困惑、让人无奈：

　　——新华社驻守河内、胡志明市的记者四处采访国防部等关键部门，在富国岛的记者则想方设法登上越方的搜寻飞机，不放过一丝线索；

　　——马来西亚国防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面对记者的追问，不断传出各种相互矛盾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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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批登上富国岛的记者之一，幸培瑜说，他赶在上千其他记者之前到了富国岛，最后却发现自己在离事实最远的地方忙了快十天，挺不甘心的。

　　不甘、甚至愤怒，或许不是他一个人独有。失联消息传出，作为客机所有方的马航与马来西亚方面自然而然拥有搜救与调查的主导权。而新华社在起始阶段，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马来西亚的官方发布消息进行报道。

　　没想到，这种常规性做法却让我们的报道陷入被动。无论是军方雷达显示客机有折返迹象，还是客机失联后到底飞了多长时间，马来西亚方面不是否认，就是表示无法判断真伪，有时甚至给出自相矛盾的说法。

　　对信息的饥渴，在网络上催生出“谣言－否认－谣言”的循环。仅8日当天，就出现了客机降落南宁等数条传播较广的谣言。此后，“飞机已在秘密地点着陆”、“两人冒用护照登机”、“雷达显示飞机折返”、“机师邀女子入舱”，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满天飞。

　　在一篇记者手记中，新华社驻河内记者杨威写道：“作为一名记者，追求更多的信息是本能，但能从众多信息中分辨出什么是真实有用才是本质……我只想守护一份真相，也想守护每一个等待的人的心灵。”

　　虽然始终被圈在真相的外围，但幸培瑜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无用功。

　　“对越南搜寻工作的报道是有价值的，”幸培瑜说，正是这样的报道，让全世界看到了越南作为一个失联事件相关国家做出了哪些努力，这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压力，也为各方通过不同渠道发布信息倒逼相关方采取行动起到了作用。

　 　【追问，力促信息公开】

　　在有关方面遮遮掩掩之时，《华尔街日报》率先在3月12日援引匿名美国调查人员的话说，基于飞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特伦特引擎自动下载并发送给地面的数据，客机在失联后还飞行了大约4小时，拉开了媒体倒逼真相的序幕。

　　次日，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客机从雷达上消失后，不止一颗通讯卫星收到来自客机的微弱电子脉冲信号，说明飞机在失联后还有通信能力。14日，又是路透社援引不具名消息源报道，失联飞机疑似蓄意偏离航道，飞往安达曼群岛。

　　在这前后，CNN、BBC、《纽约时报》等美英媒体都爆出不少独家消息。与不断“爆料”的西方媒体相对，是中国网民对自己媒体在挖掘真相上“缺位”的失望。“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成为网络调侃的代表。《中国媒体在马航客机新闻战中为何失败》、《中国媒体输在哪》……一篇篇来自专业人士的分析反思文章在网上流传。

　　这是为什么？！

　　我们承认，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竞争中有着不小的差距，国际传播格局并未根本改变，依然是“西媒独大”。

　　但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数据主要来源不在中国，”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媒体人范海涛如此解读马航事件报道。的确，媒体的竞争态势只是表象，它实际上是科技、工业、军事力量的对比，是国力的较量。

　　失联客机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发动机生产商是英国罗罗公司、发送电子脉冲信号的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由美国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提供、接受信号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总部位于伦敦……

　　对那些出于种种考虑，愿意“匿名”透露信息的英美机构来说，选择人地两熟的西方媒体是自然而然之事。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境遇就差了很多。

　　客机失联后还飞行了至少4小时的消息刚刚传出，新华社驻伦敦分社科技记者刘石磊就打通了罗罗公司电话，向该公司求证，但遭对方拒绝。不甘心的刘石磊直接赶到罗罗公司总部。

　　“我连出入证都办好了，但一个电话下来，他们又不让我进了，”刘石磊说。直到第二天，罗罗公司才给他发来邮件说，公司方面“一切数据都已提供给马方”。

　　与刘石磊一样，新华社驻华盛顿科技记者林小春也在采访中遭遇各种碰壁，从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得到的答案，永远只有“无可奉告”。一名曾参与空难事故调查的匿名采访对象告诉林小春，这次失联事件调查的爆料方式“极为反常”，在以往的空难调查中，有初步结论前，调查人员掌握的信息“连自己的太太都不会讲”，但这次，却总有人给特定的媒体爆料。

　　被人拒绝，不能成为理由。在不断坚持下，为马航客机“终结”南印度洋提供关键证据的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最终由副总裁克里斯·麦克劳克林出面，接受了刘石磊的两次采访。

　　“这次客机失联，到现在可以确定的都是一些技术上的事实，例如黑匣子如何发出信号，多普勒效应是怎么回事，”刘石磊说，比起信息的反复，技术事实反而更贴近真相，这也是为什么报道的突破口最终出现在专业领域里掌握的技术细节。

　　搜寻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信息披露又似挤牙膏般不畅，乘客家属的焦虑、众多心系此事网民的不满，推动着人们情绪的变化。在前方记者积极追踪采访的同时，总社编辑部也在调整报道方向。3月14日，新华社发出英文评论《马航客机消失疑点重重》，对在越南海域搜寻为何徒劳无功提出质疑，并要求美国、英国等关键信息提供方提供与其真实能力相匹配的协助。类似的评论得到众多国际知名媒体转载，有力传达了中国立场，并对有关方面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

　 　【搜寻，渴求事实真相】

　　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马来西亚政府于3月15日承认，失联客机通讯系统系人为关闭，航线遭人为改变，南北两条通道之说浮出水面，所有搜寻工作重组。3月24日，马总理纳吉布宣布航班“终结”于南印度洋。

　　在井冈山舰上的白瑞雪，不断在地图上更新自己的位置。从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苏门答腊岛海域，直至南印度洋，这位随军记者跟随井冈山舰的航程已超过1.3万公里，而什么时候能有发现，仍是未知，何时返回，也是未定。

　　通过邮件，白瑞雪谈起此次采访的感受：“军舰从北往南风浪渐大，上甲板发稿得用根绳子把自己拴着。公海没有手机信号，海事卫星电话也受环境影响大，一个稿子往往折腾一个小时才能发出。船行到赤道附近时，因露天传稿中暑。跟随舰上直升机采访一趟三小时，下机后耳鸣至少还要持续三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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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记者而言，采访的艰辛不算什么。采访到独家消息，掌握消息的发布权，才是职业的自豪感所在。3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出乎意料地宣布发现两个可疑漂浮物，整个事件的报道重心迅速转到了澳大利亚和南印度洋。

　　重任在肩，新华社堪培拉分社记者徐海静却非常郁闷。她的问题是，澳有关部门一概把来自记者的各种询问推到海事安全局，而海事安全局却很少召开新闻发布会，平时只发布一些时效极差的声明，至于电话，原本有人接，打的人多了就改成了录音，邮件很少有人回。

　　3月23日，听说副总理特拉斯要视察海事安全局后，徐海静决定直接去“堵”他。在海事安全局，看到特拉斯意图避开记者乘车离开时，她冲到地下停车场，拦住已经拉开车门的特拉斯，完成采访。此后的3月25日，在阿博特发表演讲前，徐海静更是等在酒店入口处，“逼”他对前一天马方关于飞机“终结”的结论表态。

　　在堪培拉的报道取得一定突破的同时，随着更多中国舰船、飞机加入搜寻，新华社等中国新闻机构开始掌握部分信息的发布主动权。3月22日，当新华社发出“中国卫星在印度洋发现新的疑似漂浮物”消息时，在珀斯的新华社记者立即成了外媒记者围堵的对象。

　　新华社驻外分社布点多的优势，此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随井冈山舰一路南下的白瑞雪、“雪龙”号上的随船记者张建松、赶往澳大利亚搜寻大本营珀斯的悉尼分社记者张小军、墨尔本分社记者徐俨俨、日夜追问美国军方的驻华盛顿记者孙浩……

　　“在关键的时刻，到关键的地点，找关键的人物，挖关键的信息，”第一个赶到珀斯的徐俨俨如此评价在珀斯的报道。

　　在新华社记者得以挖到更多首发新闻的同时，新华社国际部改变了多年来记者写稿，后方签稿的作业模式，前方记者得到一手消息后立刻通过电话或微信告知24小时值班的编辑部，国际部发稿人直接听口述签发快讯。中国军机在任务区发现疑似碎片目标的消息即是记者黄书波通过铱星电话与后方联系抢发的快讯，并迅速被全球各大通讯社和CNN等电视台转引。

　　当然，时效并非新闻的全部。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对事实真相的追寻，促使着我们尽力提供着更多、更具实质性内容的信息。每个日夜，新华社十几条发稿线路、各个新媒体平台，都在播发记者从中国军机、舰船、大使馆、新闻会、飞行专家、航空组织采访到的稿件，告诉受众搜寻的进展，事件迷雾的分析，以及中国的种种努力。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是一个对乘客家属充满痛苦折磨和煎熬的过程。

　　这是一个受众不断渴求信息和真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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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名中国人的事情，已经变成了全部中国人的事情。在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中，我尽力去采访，采到的任何一丁点信息，传达到家属那里，传达到国人耳边，或许会是一点点的慰藉。”

　　徐海静在《记者手记：因为我们在乎》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全体新华人的心声。

　　(执笔记者：王丰丰；参与记者：明金维、王强、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