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老屋要拆了，母亲让我陪她回去一趟。三个小时的车程，中午时分，我们站在了大山深处的老屋前。
老屋是典型的川北民居，一间堂屋，两边分别附着一间灶屋和一间栖屋。堂屋是待人接客时吃饭用的，那个穷困的年代派上用场的时候不多，栖屋是劳作一天的父母和娃儿们挤在一起歇脚睡觉的所在，而灶屋，应该算是母亲寄托情感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母亲用柴米油盐，用土灶铁锅，用爱，一丝不苟地把艰难的日子一点点熬煮出幸福的味道。踱进灶屋，母亲看看这，摸摸那，有些落寞，有些伤感，最后她默默地，定定地坐在了灶门前，望着这方破旧的灶台，出了神。
这方灶台是在我七八岁时打下的，那年夏天，下了一场多年未遇的暴雨，山洪从灶屋沿渠中涌进灶屋，灶基经水浸泡，石块和泥巴松动、脱落，本就摇摇欲坠的土灶像个行将就木的垂垂老者，轰然倒塌了，父亲跑到邻村请来匠人，选定位置，开始舀水和泥打新灶。
母亲那天起了个大早，她搬来梯子，把悬系在房梁上的那袋花生取下来，装进了背篼。那袋花生本是留着过年吃的，现在不得不拿到街上卖了准备匠人的工钱。我眼巴巴地看着，忍着没有吱声，年龄尚小的弟弟拽着母亲的背篼死活不放，大声啼哭着不让卖花生！母亲把弟弟牢牢拽着背篼的手使劲掰开，用围裙草草擦去弟弟横流的涕泪，再一把抱到我怀里，转身离开的瞬间，在弟弟嚎得更凄厉的哭声中，我看见了母亲眼里闪动着的莹莹泪光。没有了好吃的花生，新灶却两三天就立起来了。母亲抚摸着开阔明净的灶台面，笑了。
那时穿得单薄，冬天一起风总是浑身瑟瑟发抖，手没有一年不生冻疮的，而此时烧得正旺的灶门前无疑就成了最好的去处。我和弟弟总爱跑过去，挤在犹如避风港般的灶门前，偎依在烧火的母亲身旁，轮番把手伸到灶门里，直到把生着冻疮的小手烤得热乎发痒起来。母亲有节律地拉动风箱，嘴里总有讲不完的神奇的故事。我们总是静静地听她讲，很少插嘴，仿佛一说话，故事里的那些美好就会惊跑。这份难得的温暖与安宁，悄悄绘入脑海，成为了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底色。
后来我去了十里之外的镇上念书，寄宿在学校，只有周末回家。每每回来，母亲总灶前灶后奔忙着，挖空心思要从简单的食材中张罗出“大餐”，让他心爱的儿子打顿“牙祭”——清稀饭中掺一捧会粘牙的糯米，爆炒的青菜中放上些许存放得发黄的腊肉丁，用桐叶包着在灶膛里烧好滑嫩爽口的野蘑菇，饭里埋根金灿灿的玉米棒，抑或放上几根淡甜的脚板苕，折几段翠绿的四季豆……
长大后，我在城里安了家，老家回得少了。父亲走后，在我的软磨硬缠下，母亲终于同意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老屋从此上了锁，那方土灶自然就闲置不用了。
老灶台旁，母亲拿着电话，告诉弟弟我们老屋就要拆了，你还想得起常和你哥房前屋后地捉迷藏吗，你还记得那年你从灶孔里掏红苕烫着了手吗，还记得那个炖得半熟就拿出来在灶头上切给你们吃的猪肚吗……说着说着，母亲不由自主激动起来，她的手渐渐有些微微颤抖，眼眶泛红，声音开始哽咽，我知道，这一刻，那些曾让母亲为难却幸福的岁月悄悄回来，轻轻推开了她记忆的闸门，她的眼前历历闪现着曾经的过往，辛酸和苦难纷纷滤去，定格在她眼前的定然是一幅温暖又温馨的画面：灶膛里柴火熊熊燃烧着、锅子里粥饭热烈沸腾着，我和弟弟还是调皮地扯着她的围裙、嘻嘻哈哈围着灶台馋嘴的孩子，她自己还是那个风华正茂的妇人，她正点亮一盏灯，煮着一锅芳香，等待晚归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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