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买服务造千亿大市场 两部委连续发文推动

18.02.2014  17:29
核心提示:  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正在持续发力。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自2013

 

  “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正在持续发力。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自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发布以后,财政部和多个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落实措施;其中,财政部连续发布了两个专门《通知》和一个《办法》。

  据了解,除了早已出台相关文件的北上广,目前山东、河北、湖北、安徽等地也正在审议出台各地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办法。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市场与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赵勇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的政府采购还处于发展初期,但增长速度和势头非常迅速。

  利好社会组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直接受益的要属各种社会组织。按照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朱静君的说法,“政府购买服务正在催生社会工作行业的一片沃土。”

  据赵勇介绍,实际上最开始积极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的部门是民政部,而不是财政部,2012年11月出台的《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立足点就是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指导意见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更新升级,政府购买服务不再局限于社会工作领域,成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

  “政府购买服务的概念非常宽泛,就广州市来说,由于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有先行先试的优势,现在可谓是全面开花。”朱静君称。

  但做的最成熟、最专业的还是购买社工服务。据朱静君介绍,广州市的社工组织从2008年的不到10家发展到现在的217家,其中有150多家主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据统计,2008年至2013年,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金额从不到5000万元,增长到3亿多元。5年间共投入7.7亿元财政资金,投入资金居全国之首。

  1月16日财政部召开的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会议指出,2014年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将在全国全面推广。一周之后,财政部发出《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从预算和资金方面对政府购买服务做出了原则性部署。

  “原来很多地方为了培育社会组织,选择提供场地、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结果冷冷清清。现在看来,只有让社会组织有项目、有事可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朱静君说。

  买什么?向谁买?

  社会组织力量薄弱,政府购买服务总体规模小,仍然是困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化的主要因素。

  1月16日召开的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会议指出,“买什么”、“谁来买”、“向谁买”、“怎么买”和如何“买得值”是改革中面临的五大难题。

  官方数据显示,政府购买服务从2002年的77.3亿元到2012年的1214亿元,从2000年的11大类,发展到2012年的24大类。即便如此,2012年服务购买仍只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8.7%。

  赵勇介绍称,在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般占到整个政府采购的50%左右。根据国家的不同,有的甚至能占到80%。

  一方面基层地方政府对于购买服务认知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组织发育又不够成熟。“无论是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买方,还是卖方都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大的竞争性市场,很多服务没有形成广泛知晓和认可的价格。”赵勇认为,这是各地制定预算最大的困难。

  据他了解,目前一些地方是拿原来事业单位、国企提供服务的规模,来作为预算的标杆和参照。而财政部的《通知》,也只是原则性地强调“要避免将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大包大揽,增加财政支出压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告诉记者,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商品的预算程序相似,都是由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作出采购计划再报给财政部门审批,再通过公开招投标,难点主要在于采购人如何做出合理的采购计划。

  朱静君称,广州市政府购买服务实行项目制,一个部门需要购买什么服务,预算多少钱,然后公开招标从不低于3家机构中选择。“单个项目的金额是既定的,社会组织竞争的是谁的服务更好,广州市为此制定了统一的评估办法。”

  “行政之手”退出

  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财政部已经明确,“政府购买服务只是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的改进,不是新增一块财政资金,要在既有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这意味着,购买公共服务不是进一步做大政府,还是要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赵勇称,“哪些核心职能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哪些复杂性服务是社会组织做不了的,哪些应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社会组织提供。这些都不是《政府采购法》可以约束的范围。”

  据朱静君介绍,在广东,有些地方就出现过街道与社会组织争事权的问题,比如,原来交给社会组织做的,一两年后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拿回去自己做。

  “广州做得最成熟的社区服务项目——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现在有150个,每个市、区两级财政一年各给100万购买服务,如果街道想做,那你不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就得不到这200万的经费。”朱静君说。

  这一定程度上技术性解决了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争事权的问题,但并未解决职能定位的根本问题。目前,包括广东省在内的不少省份都制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但不具有强制性。

  “一些政府部门往往以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为由拒绝交出可以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实际上市场有很强的自发性,只要政府把不该管的职能释放出来,自然会有各种社会力量更好地替代。”赵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