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政商注水博士病象:科研单位高度行政化所致

　　要真切地找到病源、挖出病根，显然离不开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教育和科研单位身上。

　　本报评论员 唐明灯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60个贪腐官员中，至少有12人拥有博士学位，所占比例高达20%，而且其中大多数官员的博士学位与其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不符，疑似注水、造假，甚至存在着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等腐败问题。政协委员孟学农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某些官员热衷于博士学位是“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

　　孟委员所指斥的问题，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判断注水博士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危害性上，过于笼统，不够严谨；随口提出的解决办法，则失之简单，更多地倒是透着无奈。注水博士固然是虚名，但如果因此只招实祸，而没有实利实惠，就无法解释一些达官显贵何以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另外，中组部负有考察和任免官员之责，但并非教育科研单位等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故而如果真要建议组织部门通过考试鉴定博士学位是否注水，不仅勉为其难，而且未必能根治官场注水博士的病象。

　　要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存在于博士学位所造成的乱象和困境，有必要先了解相应的背景。据统计，自学位授予制度恢复起，迄今为止，我国已经授予博士学位60万以上。早在6年前，中国博士人数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跑在了GDP的前面，也将学术水平、科技实力、创新能耐等与博士数量高度相关的指标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前些年，即有中国博士多、多在官场的说法出自某高校校长之口。同时，商场实际上也是注水博士聚集地，商人热衷于攫取各种博士学位，并不输于官员。由此可见，政商博士这一道独特风景线，是由权力和金钱联袂造就。

　　博士学位本是学术称号，是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最高学识水平的标志。但在学位注水、政商博士泛滥的现实中沦为商品，成为沽名钓誉，官员升迁、商人发财以及学位授予权把持者们中饱私囊的工具。病灶之下，学术腐败、权力寻租、金钱交易历历可见，显见权钱凌驾于学术品质、学术伦理和学术节操之上的病根。此中的冷硬事实、利益链条以及逻辑关系，稍引实例即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最近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本为文科专科学历，其在普洱市市长任上，竟然跨文理两界、越三级学历，直接获得了北师大理学博士学位，并在5个月内获聘兼职教授；更早前落马的王立军，则拥有多个博士级别学位，担任着29个高等院校教授、博导、研究员职位，却不具备专业所需的基本技能；稍后落马的前南京市长季建业，博士论文有大量的抄袭剽窃内容。

　　不胜枚举的事实证明，政商博士通过利益交换造假作伪，是一种横跨官、学、商三界的腐败现象，横行于知识、权力、经济等社会关键领域，涉及的几乎都是社会精英，是当下社会权力崇拜、金钱至上所导致的道德堕落、诚信沦丧的具体体现，属于一种不折不扣的结构性腐败。在当前厉行反腐的形势之下，其危害性不言自明，亟待大力整治也毋庸赘言。但在诊断这一类腐败的病根并对症下药方面，则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

　　将注水政商博士的泛滥，归咎于干部考察任免机制缺失、商人沽名钓誉、高校产业化等因素，固然有理有据。但要真切地找到病源、挖出病根，显然离不开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教育和科研单位身上。简要而言，学术的主体性不立，独立性缺乏，在学位评审和授予过程中，程序不公，信息不透明，潜规则横行，权钱交易常见，均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度行政化，而这才是博士学位授予中腐败现象的病根所在。换言之，只有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真正去行政化，实现学术独立，学位回归学术，才能更好地防止学位授予过程中的种种弊端，才有可能治愈政商博士注水这一社会危害极大的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