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放开单独二胎将使人口增长率增至6%至7%
观点：放开单独二胎将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增至6%~7%
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已91岁高龄的学者邬沧萍见证了新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1979年，他向国务院写了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十年前，他就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座谈会上提醒，“一胎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邬沧萍告诉本报记者，“时机已到，应该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了”。
近日，邬沧萍在北京的住所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年逾九十，邬沧萍依旧精力旺盛，他上午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午休后与出版人员会面商讨出新书事宜，紧接着又接受了记者采访。计划生育那些事，他都经历过，研究过，时至今日，依旧在关注，仍然想推动。听他娓娓道来，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文/图 本报记者练情情 实习生李圣南
1949年~1978年
第一次人口普查多出两亿人
“1949～1953 年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妇女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1953年，卫生部还一度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炉，人口数远高于预期，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再次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
记者：邬老师，您在香港做过公务员，在美国读MBA，解放后毅然学成归国。您当时是怎样与人口学结缘的？
邬沧萍：我是广州人，原来在广州岭南大学念经济学，在纽约大学读MBA，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统计学，拿了PHD，也是研究经济的。我在研究北京国民经济收入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中国跟外国差别太大了。当时全世界也刚开始研究GDP，中国那时还没人算过这个。我和在美留学生一起参加讨论会，研究中国跟世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较，发现中国跟美国整整差了70倍。中国近代经济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那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才36美元，仅够在美国修一个学分的钱。当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人口太多，资源匮乏，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回国没多久，我就见证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问题大讨论。1954年，我参加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大家估计中国人口只有4亿，结果查出来有6亿，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时候一个妇女平均生五六个孩子。当时中国还在模仿苏联。苏联一贯主张，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搞得好，那人口也应该增加，所以当时没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但很多社会学、人口学的知识分子都提出要控制人口，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比如李景汉、吴景超、陈达、费孝通、潘光旦等。北大校长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系统阐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表示同意控制人口增长。但遗憾的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终结了正常的学术讨论，人口问题成了学术“禁区”，谁也不敢再碰这条“高压线”。
这样，人口就快速膨胀。以前是生得多，死得多，后来呢？生得多，死得少，平均主义，个个都有饭吃。问题很严重，一个人生六七个，第二代、第三代也这么生，就不得了啦。到80年代，生出了3亿人，都是年轻的新人口。有些人还是生育的主力，3亿妇女，一人生两个，就是6亿，一人生3个就是9亿。
1978年~2010年
从提倡一胎到只能一胎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记者：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人口问题？
邬沧萍：事实上，1964年，国务院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秘书长担任主任。我记得，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被联合国要求广泛参与各类问题的研讨会。这时，人口问题已经是世界三大难题之首，排在“贫困”和“污染”前面。联合国要求中国参加第三次国际人口会议。开会要准备会议材料，国家计委从人民大学临时抽调了一部分老师从事这项工作。我因为有留学背景，外语底子好，而且懂统计，就被选入了研究队伍。
1974年人口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在人大成立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当时，多数老师还有顾虑，不愿意继续从事人口研究，我是自愿选择留下来继续从事人口研究工作，从此与人口学结下不解之缘。
记者：我仔细看了1979年您向国务院写的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其中关键一点建议是“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那么，对于生育二胎，您是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
邬沧萍：1979年，我们人口所在河北一些地区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并对中国人口作了第一次预测。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向国务院写了第一个人口研究报告《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个报告先后被登在中央内部通报和内参上，也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后散发。
我们当时拿出的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是：千方百计杜绝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孩子，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然后逐年均匀地做到二十世纪末城市有一半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农村能有四分之一家庭只要一个孩子。
对于生第二个孩子，我们的意见是不提倡，不反对，供大家自由选择。当时这个方案，中央也考虑了，不过还是很严，名义上是提倡一个，实际只能生一个。
记者：从鼓励生到只能生一个，政策会不会一下子收得太紧了？
邬沧萍：说是提倡生一个，执行起来，当时的做法差不多就是“一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就，少生了三四亿人，被称作“人口奇迹”。但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主要从宏观着眼，考虑长远利益，而对当时个体的利益考虑不多。在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全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比如现在日益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
2010年~2013年
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到达适婚年龄，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符合特殊情况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就包括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启动实施了。”
记者：“一胎”政策，当时说是一代人的政策？
邬沧萍：是的，1980年开始，到2010年。当年采取“一胎”政策是不得已，但三十年后，政策就可以变动了。也有人说要坚持到底的，坚持几代人，坚持到我们的人口降到六七亿。这样太紧了，让人家没有选择的自由，我是强烈反对的。但是选择是要有限度的，在中国，人太多了，整个社会就承受不了。所以我们的集体利益跟个人利益要兼顾。所以我一直都很赞成照顾大家的选择，也照顾到国家的利益。
现阶段，中国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在中国人口战略会议上多次提出在2010年后可以适度放开生育二胎。中央也考虑过，但担心一旦放开，幼儿园、产房解决不了。但有些地方是慢慢放开了，不是一下子全放开。
根据我们现在的估计，城乡居民一对夫妇平均生1.6个孩子，要是都生两个的话，长期来说，就达到平衡了。但情况不能统一，有些人超生，有些人不孕。
记者：很多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像日本、欧洲。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GDP排世界第二，人们靠生孩子养老的观念也转变了。
邬沧萍：会自发少生，城市已经是这样。但农村还是穷。凡是贫困的地方，人口还是多，多生个孩子，能防老。我们现在发展还是第一位的，发展好了，养老就不怕。在农村，一个人养活两个人很难，经济发展了以后，一个人养十个八个都没问题。国外，人家养多少个都没问题，但还是不愿意养。我们第一位还是要发展生产，不能长期靠廉价劳动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用很少人，生产足够的物质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他的人可以搞科学研究，搞精神文化，发展服务业。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曾委托人民大学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调研，主要针对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你怎样评价放开“单独二孩”？
邬沧萍：“单独二孩”应该放开。市场经济要调动积极性，不计划不行的最紧张的阶段已经慢慢松了。我们开了很多会，都提倡要有计划放松计划生育。
放开“单独二孩”会多生多少人？很多人也研究了，不会带来很大影响。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到5%，可能稍微会增加到6%~7%，那我们达到零增长就会稍微推迟。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主张，提倡一个，杜绝三个，两个可以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