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将再次释放巨大制度红利

    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再到“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11月15日全文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关键环节进行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设计。《决定》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着眼于制度改革，紧紧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等六个大领域的制度，分16个方面列60类需要建设的制度，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以期“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显然，这样的着眼，决不仅仅是对现有制度的查缺补漏，而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改革的决心和远见。那么，在35年来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制度变革已经释放出巨大制度红利之际，今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全面深化改革，还能释放这种红利吗？

    不能不看到，35年来的几次重大制度变革，更多的是破除思想观念的束缚。当年，有人从乡下收鸡蛋到城里换粮票，有人从沿海论斤称来电子手表到内地兜售，他们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却被称为“倒爷”；捕捉了市场商机，却被称为“投机倒把”。而国有企业职工则躺在“大锅饭”的体制上悠然自得。

    然而，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两个积极性、两个创造性，都被释放出来。由此给中国带来了罕见的发展速度，可以说这样的制度红利，是在思想观念被解放出来后的巨大效应。

    今天的制度变革，虽然也有思想观念的障碍，但更多的则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当道。“帕累托改进”已经不多，改革要回答的问题是深刻的利益调整。啃掉硬骨头、涉过险滩，这样的闯关夺隘，本身就有难度。同时，我国发展还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这也会影响红利的释放。因而人们担心，巨大的制度红利还有没有？

    事实上，哪里有对活力的束缚，哪里就有改革的诉求；哪里有不合理的制度桎梏，哪里就能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在相当意义上说，这个诉求越强烈，这个桎梏越严重，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也会越大。

    不妨看看微观经济。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却求贷无门；办个项目，要奔波数年，盖上百个公章；与政府部门接触，不是遇到“玻璃门”“弹簧门”，就是碰到“旋转门”。有的民营企业家感慨，自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来“跟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

    从更大层面看，尽管各种所有制经济都获得了法律地位，但使用生产要素不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不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不同等的现象并不鲜见。尽管国家两推“36条”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但那些有形无形的壁垒，“看得见的手”的过多干预、胡乱干预，仍少量存在。

    这次改革，把经济体制作为重点，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这样的改变本身就具有决定性的效用。而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的活力只会越大。

    8月1日起，“营改增”税制变革走向全国。据测算，今年企业减负将达1200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平均减税幅度将达到40%。而“营改增”更与经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使第三产业税负降低，使产业结构合理布局，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这正是制度变革的力量，也正是制度红利之所在。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成立后部署的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从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再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伴随改革的推进，都是新气象的出现。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8%，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增长31%，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这些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决心，有力度，有韧劲，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巨大的，定会把当代中国送达一个全新的高度。

    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三中全会这一改革价值的正确选择，必将续写中国改革的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