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援藏干部下乡——翻山越岭 为了最美的“格桑花”

　　7月16日清早，阴雨数日的甘孜县终于放晴，记者得以跟随李晓俊等成都市龙泉驿区援藏干部下乡。出发前，他们专门去市场买了几包凉拌菜，“中午要在乡政府‘搭伙’，不能让人破费。”

　　夺多乡位于甘孜县东部片区，与甘孜县城隔着海拔4000多米的洛戈梁子。尽管山路只有70多公里，还是需要开两三个小时,“这已算是路况比较好的区域。”李晓俊说，近一年间，这批援藏队员的足迹已遍布甘孜县21个乡镇。

　　龙泉驿今年援助项目资金突破4000万元，但他们到夺多乡是为了“自我追加”的项目，那是与一群孩子的“约定”。

　　□本报记者 张守帅 张明海

　　雪中故事：

　　“缺氧气、不缺志气”

　　甘孜县年日照时数在四川首屈一指，俗称“小太阳城”。但记者13号抵达后，却赶上接连数日的降雨，气温一度降至三四摄氏度。16日清早，车行至洛戈梁子高处时，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绿油油的草甸、怒放的花儿像被重霜打过一般，牧民定居点的房顶积雪更厚。

　　气温低，空气愈显稀薄。“县城冬天含氧量不足成都一半，现在真是最好的季节哦。”颠簸的车厢内，同行援藏干部曾春建打趣，“铁打的援藏队员，缺氧气、不缺志气”。

　　2012年-2015年，龙泉驿援助甘孜县99个项目，涉及财政资金近1.43亿元。对口援助项目之外，每届队员总想再做点什么。“山里的孩子眼神清澈，齐声朗读吼破喉咙，劲头跟我们小时候一样，过目难忘。”李晓俊说。每当“化缘”来的物品一到，他们就翻山越岭往里面送，即使在每年11月后的“雪季”也从不停止，每个援藏队员都有自己“跟雪卯上”的故事。“最严重的一次，车坏在半山腰的雪窝里，次日才拉走。”

　　援藏干部张德梧，挂职甘孜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他对雪夜感受更深。

　　2013年12月底，他接到邻近的德格县打来求助电话，一病危患者亟须检查肝功，当地医院检验科缺乏技术人员。张德梧二话不说，与甘孜县有关干部火速赶往那里，却在雀儿山脚被拦截劝返——雪太大、太厚，路太弯、太陡，到傍晚7点，雀儿山已禁止通行。

　　“性命关天，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张德梧等人写说明、摁手印，毅然前行，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至今他对这份“生死状”只有后怕，没有后悔。

　　“榜样”力量：

　　坚定藏区孩子的“读书梦想”

　　聊着天，时间也过得快些。越野车出高山入河谷，一路碾过大小不一的水凼，穿过青稞飘香的田野，上午11时许，终于抵达了夺多乡。

　　李晓俊的目的地，是乡政府旁的小学。学校不大，共有68名学生。“教学楼、教师宿舍楼，去年建好了，校园焕然一新，全乡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基本都在读书。”夺多乡副乡长亚文涛说，农牧民教育子女的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赶上放暑假，校园里静悄悄的。亚文涛反馈，学校厨房还缺消毒柜、冰柜、微波炉等电器，援藏队把这些需求记录下来，并详细了解了部分家庭特别贫困学生的情况。

　　此时，天空突然阴沉，雷声轰鸣，狂风大作，硕大的雨滴顷刻间化作冰粒，砸得铁门噼里啪啦作响。曾春建笑称，“一天四季，出门带雨具，我们都习惯了。”

　　23岁的乡干部丹曾，与援藏队比较熟悉，他是夺多乡牛日村人，去年大学毕业，考取了当地公务员。“如果没有‘榜样’，我也没那么大的劲头。”丹曾告诉记者，同村的亚玛青措、措加翁姆、翁切等都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我就想追赶他们。”

　　半个小时后，太阳重返天空，援藏队前往果木村看望学生，村民热情地邀请他们做客。他们共同的心声是，无论家庭条件怎样，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

　　农牧民心愿：

　　期望培育美丽的“格桑花”

　　下午三点，忙完调研的队员们，才与当地干部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乡政府的“党员活动中心”，龙泉驿捐建的一个宽敞房子内。

　　当地的土豆、饼子、花生以及队员们带来的各种卤菜，摆满一桌。“村民‘耍坝子’的内容增加了。”据亚文涛介绍，他把成都村民“议事会”经验活学活用，“村民‘耍坝子’前，先集体议定事项，大家参与度高着呢，过去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亚文涛深深感到，改变藏区的落后面貌，根本在于教育。这也是省市党委政府部署援藏工作的重要方面。

　　实际上，自2000年四川实施“民族教育十年行动计划”开始，龙泉驿便与甘孜县结成了对子，从那时起，每年都会派老师到甘孜县学校支教。龙泉驿还完全托管甘孜县二完小，开创了教育援藏的先河。

　　甘孜县打造“康北教育中心”的梦想，也由此萌芽。2012—2015年间，除财政资金外，龙泉驿争取到用于教育的社会资金投入达1808万元。

　　甘孜县许多人都熟悉“支教夫妻”杨元建和朱国琴，从2012年起，他们便用心血培养草原上的“格桑花”。支教满一年，当地留一年；满一年，再留一年。

　　下午四点，援藏队员离开。再度翻越洛戈梁子时，山间积雪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说，趁着天气好转，要赶紧再多跑几个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