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盈利招来严监管 “沃尔克规则”炙烤华尔街
“沃尔克规则”的预演逐渐把华尔街引入一个难以捉摸的新时代。
自2010年7月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后，华尔街投行们就时刻准备着迎接一个接一个的“最严厉”处罚。这不，据外媒近日报道，眼下美国金融业的严打风暴又在升级：先是花旗以2.85亿美元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房贷欺诈达成和解，再是法国巴黎银行因违反美国针对伊朗、苏丹、古巴等国家的经济制裁规定与其开展业务往来，可能收到美国执法部门开出的50亿美元左右的天价“罚单”以及临时业务禁令。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明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一直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开罚单、遭到调查、临时禁止开展业务已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不吝出手的举措。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新的规则和要求带来了更高的成本，美国的银行业还是走向了繁荣，而正是这些高盈利为美国银行业带来了严厉的监管。比如，联邦监管机构已经做好批准所谓“沃尔克规则”的准备，这是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金融管制改革中的核心内容，其制定的规则远远超出了银行家们的预想。
上述的这些处罚看似就是“沃尔克规则”的预演，逐渐把华尔街引入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新时代。
沃尔克热身
当前，金融机构的洗黑钱行为等违规操作是“沃尔克规则”的重点监管对象。今年3月份，花旗集团以及旗下的墨西哥银行美国分部就因涉嫌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以及反洗钱法规而遭联邦陪审团调查。墨西哥银行因涉嫌在墨西哥境内存在违规或犯罪行为受到墨西哥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调查。目前因调查还在继续，尚不明确SEC将会开出罚单还是指控个人或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当前SEC正在调查嘉信理财和美银美林证券，主要针对两家券商是否存在因对客户身份调查时未尽职，导致客户可以非法转移资金，或者将贩毒和其他犯罪所得注入到金融系统中。SEC对两家券商的调查也标志着其严打洗黑钱行动范围正在扩大。
此前瑞士14家金融机构为美国公民开设的秘密账户接受美方调查，瑞士银行业者应向美方缴纳这些账户最高余额的20%作为罚金；对于截至2009年2月的账户，则需缴纳30%作为罚金；此后开设的账户甚至需要缴纳50%作为罚金。直到去年美国结束了与瑞士银行业之间围绕打击逃税而展开的长达5年之久的纠纷，有媒体估测，美国司法部门有望通过该协议获得10亿美元的罚金收入。
其实，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试图掀起新一轮监管风潮。5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英国央行炮轰银行业改革进展缓慢，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后，游说组织的阻挠推迟了改革步伐，银行业当前持有的资本甚至比金融危机前还要多。敦促各国最好在今年完成银行“太大而不能倒”的改革，否则这可能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风险。
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的蝴蝶效应让美国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如何解决银行“大而不能倒”一直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政府支持的隐性担保，事与愿违地鼓励了各银行借入资金，承担风险，最后变得“大到不能倒”。摩根大通在伦敦的60亿美元交易损失、最后以19亿美元和解费告终的汇丰银行(HSBC)洗钱丑闻，还有导致英国各银行支付20亿美元和解费用的信用卡保障险违规销售操作，这些丑闻表明，大型银行不仅大到不能倒，而且还大到难以管理、难以控制、难以监管。
金融危机过去五年了，美国监管机构也在一片舆论声中开始对监管发力。去年底，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提出一揽子加强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禁止银行机构从事大多数自营交易，但代理客户买卖证券的做市交易和风险对冲交易可得到豁免；二是限制银行机构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三是要求银行机构设立确保遵守“沃尔克规则”的内部合规计划，并向监管机构提交相关计划和报告重大交易活动情况。据悉，沃尔克规则只是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下400项规则中的一项，它将成为法案改革力度的试金石，核心就是禁止银行为自己获得收益而进行交易。
沃尔克规则的制定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对银行混业经营的反思，监管部门的目的是让投资银行回归到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信贷中介的本职工作中，而不是回归到资本市场中。然而近日对华尔街银行的监管强度变大到底是旨在沃尔克规则的预演，还是另有他法。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银行业成为一种衍生工具、进行杠杆化操作，美国监管机构的目的就是挤掉水分，不要搞泡沫膨胀性的东西。”
如果监管机构限制银行进行混业经营，这也就意味着挤压了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以限制银行自营交易为主要目的的规则获得通过将意味着在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动荡之后，美国金融业或将又一次获得了回归上世纪三十年代“安静繁荣”的机会。“沃克尔规则”再一次将银行业拉回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描绘的那个银行只能进行传统借贷，不能用于投机的安全经营蓝图中。
争议监管力度
一些人警告，严格监管将把金融活动推入“影子银行”体系，包括货币基金和其他短期信贷工具。但是即使过去未能禁止银行在不透明的市场中使用各种诡计来掩藏风险，现在也不应放弃关键的新监管措施。监管部门必须面对挑战，制定适当的规则并执行它，如果无法这样做，就要付出沉重代价。首要的规则是，让银行更多地依赖股本，并且大幅减少对借款的依赖。
在20世纪30年代那次最严重的银行业恐慌爆发之后，美国采取了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同时涉及担保和监管。一方面，通过政府出资支持的储蓄保险，限制恐慌影响的范围；另一方面，对银行业实行监管措施，限制它们滥用通过储蓄保险获得的特权地位。这一体系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相对的金融稳定。然而，后来的混合经营带来的灾难让人们记忆深刻。美国一些右翼宣扬的一种观点认为，银行业的不良行为其实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如今为了降低系统风险，监管部门提高所有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并对能在危机中吸收亏损的长期债务提出要求；减少鼓励举债的税收激励措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加固银行存款的安全；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提高复杂金融机构无偿债能力时对其进行清算的能力。但许多市场经济支持者认为，政府不应加大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
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卸任后在自己的《压力测试》(Stress Test)一书中写道，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点，当严重危机爆发后，政府必须救助金融体系。2007至2009年危机期间，盖特纳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美国财政部长。他不但相信危机注定会反复发生，而且认为政府必须以雷霆之力予以应对。在他看来，制止危机的惟一途径，是消除那些导致恐慌成为合理情绪的条件，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借入更多、支出更多，并使纳税人面对更多的短期风险。盖特纳已敦促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但他也提到了“意外后果定律”。他指出，将看得见的那部分金融体系打造得越是安全，脆弱性在较隐蔽、但可能更危险的地方出现的危险性就越大。他补充称，这恰恰就是危机之前、伴随影子银行体系膨胀而发生的情况。这样一来，严格监管最终可能弄巧成拙。
当记者问及面对金融监管的力度变大，银行业会不会乖乖就范时，仲大军认为，“银行和金融监管永远是猫捉老鼠的关系，事实上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一直都在展开较量，最早是对银行开展证券、投资等业务的管理，欲将银行限定在信贷领域，但是银行不愿意放弃这块大蛋糕，经过与监管机构的较量后，被迫同意开展混业经营，出现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其次是银行杠杆的问题，美国监管机构规定银行自有资产需要保持在8%，这些都是防风险的措施。”然而，现在监管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是银行层出不穷的衍生工具，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的自营行为，但是允许为了防控自身的风险而进行“合理性”的对冲或其他操作很难界定，而金融衍生产品的无限衍生让沃尔克规则的界定变得模糊。
银行的非为客户操作的交易对冲行为到底是为了减少或大幅缓解风险，还是杠杆化交易，一个重要的凭据就是银行保留并适时公开其进行对冲交易的文档，也就是使得整个交易数据化和透明化，让整个过程具有“合理化”。实际上，对于“合理性”的解释则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理解”。一个让大家诧异的事实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一边在限制混业经营，而另一边银行却以超强的金融创新能力玩转着金融衍生品市场。那些在2008年之后被扣上风险帽子的信用互换业务，结构性衍生产品等业务并没有收敛，而是改变了操作方式。
预计银行业将会与沃尔克规则展开激烈斗争。华尔街游说人士对沃尔克规则的反对之剧烈，超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其他任何一项规则，该法案是2010年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他们指出，交易并非金融危机的主因，沃尔克规则实际上可能会让银行无法进行一些安全的活动，比如为降风险进行对冲，最终原定于今年实施的法案被推迟至2015年。
昔日繁荣不再
正是高盈利招来了严监管。过去五年的金融改革，似乎并未阻止各大银行的盈利模式。2012年至2013年，一些银行就一直显示稳步增长，盈利额创下新高。因为有议员提出，过分监管会威胁经济复苏，但迫于纳税人的施压，后来虽然投资银行减少了业务，准备迎接所谓的“沃尔克规则”等他们口头反对的监管法规，但美国依旧创下债券发行纪录，这些都为倡导改革银行业者提供了借口。国会于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而国际银行业标准《巴塞尔协议III》也正在敦促各银行持有更安全的资产，减少交易活动，并且留出更多资金，以冲抵可能出现的损失。尽管如此，银行的盈利额仍未受到新规影响，因为银行以新收费的形式将成本转移到了客户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监管的强化使得银行的资金成本上升，严厉的监管也的确让美国银行业盈利持续下滑。最新数据显示，继第一季度美国银行业利润普遍下滑后，第二季度的预期仍不乐观。花旗预计第二季度收入最高将下跌25%，摩根大通则预测华尔街投行将继续集体低迷。高盛交易收入也面临大幅下滑，恐将触及红色警戒线。美国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受到固定收益下滑的影响较小，因为其主要收益来自于股票。美国各大投行表示，“沃尔克规则”是导致银行交易收入下滑的原因之一。
“沃尔克规则”试图在日常银行业务和华尔街投机交易之间划出界限的规则并非包治百病。有批评人士称，这项监管机构已经允诺推迟到2015年7月开始正式实施的规则仍有很多漏洞，为了应对严厉监管，华尔街甚至考虑是否要到法庭上挑战它。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强制推行沃尔克规则，不利于华尔街国际竞争地位。严厉监管是个两难的选择，监管部门如果出重拳治理华尔街大投行的冒险行为，就会影响到美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能力，从而削弱其国际地位。只开巨额罚单，却不让银行倒闭，又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而这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从短期来讲，美国在金融危机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政府缺钱严重，巨额罚单的开出可以或多或少地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 孙立坚指出。
不管银行业如何抵制，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业的共识。现在监管并不是对业务本身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进行界定，也不是金融倒退式的一种模式，但是监管的力度确实在强化。在问及业绩下滑后，华尔街还能否回归到繁荣时，孙立坚表示，银行从事的是周期性业务，当经济周期好转，业绩会逐步上升。如果经济不景气以及监管过分严厉，业绩就会下滑。现在经济在下滑，不只是金融业，其他各个业务都出现下滑。可以说现在的银行业务还处于“冬季”，银行也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客户对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克服资金周转的问题，渡过周期性的难关，美国政府虽然在加强监管，不过总体上还是在帮助银行克服下滑的危机。从这一角度看，“沃尔克规则”的推行仍在徘徊期。
强制的后果
美国是个高税收的国家，有人说在美国有两样东西是逃不掉的，一个是死亡，另外一个就是报税。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美国的谷歌、苹果、微软等大企业通过把业务转移到海外进行避税。而聚集着世界智囊的华尔街银行业也在避税的问题上动了脑筋。确实，美国金融业的鱼龙混杂，很多银行钻了避税的空子，有很多银行利用瑞士免税的港湾，逃税免单，还有去一些离岸的金融小岛避税，专家呼吁这种行为也是金融监管部门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金融严打的升级，孙立坚表示，美国在释放一个信号，强化价值取向，对金融机构和企业起到威慑作用，强调作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和金融机构，必须要纳税，不能威胁国家安全，也不能唯利是图，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不能唯利是图，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如果借给战争国家，挑战国家安全，这是美国政府所不允许的”。
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监管后，美国银行业该何去何从？事实上，以金融服务获得大量财富的美国，也不会允许银行继续低迷下去。从上个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起,一个新的词汇悄然兴起,那就是“华府—华尔街复合体”。这个词被人们用来形容华盛顿高官们与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之间频繁地互换角色。金融业不断“做大”，拥有了影响美国立法进程和政府决策的政治权力。
“就我的观察来看，美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串通在一起了，高盛、摩根等华尔街的很多金融大亨在做政府要职，一个比金融监管更为让人担心的问题是，虽然美国一直标榜竞争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是大银行在不断做大，将会继续面临垄断的问题。 ”孙立坚表示。投行业交易进入周期性疲软，让人不禁怀疑它们过去的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有银行指出，为了应对交易收入的减少，投行纷纷开始削减成本、大幅裁员。 在监管新规压力下，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集团等一些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加快了处理不良资产的步伐，或选择部分退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有观点怀疑，沃尔克规则的预演会削弱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虽然华尔街的收入整体下滑，但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在资金来源、投资目的地和资本市场三个领域具备国际核心地位的华尔街的地位不会那么容易被撼动。毕竟眼下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而金融业是最代表一国竞争力的行业。美国能否长期容忍沃尔克规则带来的美国金融业竞争力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
竞争力补贴
竞争是美国经济的命根子。美国坚信互相竞争会优胜劣汰，越来越强，效率越来越高。但是由于政府和金融业利益的捆绑，导致大银行造成了垄断性。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翰逊就曾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金融业畸形发展。其给出的一个理由就是花旗和摩根大通在内的六家大银行规模不断扩大。
孙立坚表示， “现在美国需要担心的是美国的大银行能不能存在竞争，大银行做坏事怎么办，如果把大银行赶出去，就会导致经济的瘫痪，可以说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绑架着政府。”那么到底沃尔克规则能否攻克这个问题，恐怕得出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
美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大而不能倒不只是美国需要担心的问题，现在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沃尔克没有解决大银行的问题，因为不会退位到传统经营的保守位置，美国也不会把这个舞台让给新兴市场，比如中国。”孙立坚认为。IMF预计，在美国，对于过大而不能倒的银行隐性补贴或资金支持高达700亿美元；而在欧元区这一数字甚至高达3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