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拉脱维亚人眼中的乌克兰危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泽]

　　2021年11月，几张俄罗斯离乌克兰边境不远之处大规模部署军队的卫星图配“俄罗斯可能在计划入侵乌克兰”标题的新闻报道，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拉向关注俄乌两国的关系走向。

　　伴随俄乌局势紧张程度的提升，乌克兰沦为大国博弈竞技场的处境日益明显，尤其是信息领域，真相与谣言齐飞，既拼多方现有的舆论造势能力，也考验各自以往在乌克兰耕耘的深度。作为拉脱维亚人，外加专业研究新闻传播，笔者对这一议题自然十分关注。

　　可以说，十几年内，乌克兰历经的橙色革命、Euromaidan抗议运动（被称为“亲欧盟示威”）、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地区的地方主义，都在折射美俄争夺乌克兰政治控制权的意图，而信息时代下，具有舆论引导能力的媒体实践与大国地缘政治诉求之间有何关联的视角，越来越受关注。

　　要想回答乌克兰信息空间为何与如何陷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泥潭中，成为把乌克兰推向今日局面的力量之一，这就要从根本原因说起。

　　一、国家构建与传播网络

　　在历史长河中，乌克兰的领土一直处在西方与斯拉夫文明、不同社会实践和政权的交界地带。西部曾被波兰政权管控、东部被沙皇俄国统治，再加上苏联期间加盟国的“俄罗斯化”等历史经历，催生了乌克兰地区和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多样性中的不同逐渐被置于放大镜下，为1991年独立于苏联的乌克兰建立新“和而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重重挑战。

　　20世纪末，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信息社会的建设，电视媒体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成为了许多国家塑造与传播其形象及提升国家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不过，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开始有本土媒体时，媒体发展的命运并未全面掌握在国家手中，私营属性为乌克兰的信息空间装满不同声音并让它们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像当初全国覆盖率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频道《Inter》和《1+1》的所有权，分别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党员伊戈尔·普罗志尼科夫和三位商人。类似的国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迄今为止乌克兰媒体环境的发展状态。

　　本土媒体成为寡头经济、不同政党竞争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平台；不同频道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报道与阐述的角度不同、传播的政见不一，增加了社会思想的分化。

　　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试图借助历史记忆建立强大的国家认同时，追授二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组织”领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han Bandera）为民族英雄，这事件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强烈争议。

　　为独立而战斗还是纳粹主义者、是叛徒还是英雄，持不同看法的报道及与该人物有关的纪录片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东西部的撕裂。据2014年乌克兰社会学团体“评级”（Rating）民调结果显示，75%的西乌克兰居民支持班德拉是乌克兰民族英雄的说法，而多数东乌克兰民众对此说法并不赞成。

　　一方面，历史进程造就了乌克兰东西部的不同，另一方面，东西部的分界线变得更加突出，这与乌克兰民族分布情况也有关联——西部的居民多数为乌克兰族，而占乌克兰总人口近17%的俄族人口集中住在东乌克兰。

　　乌克兰族与俄族两者走过“主体-少数”民族身份互换的过程，意识形态方面自然因往事也有差异，而对班德拉是否是民族英雄一事的争执，充分说明了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在国家身份认同构建中缺乏对不同民族保持统一共同体的塑造。

　　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与民族主义关联密切，但不少独立于苏联的国家所忽视的是，在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社会结构在苏联期间也已发生了变化。换言之，不同民族在原苏联加盟国共存，而在新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带有的孤立主义的问题常常被疏漏，此次争执只是让民族的融合问题变得更突出罢了。

　　其次，自出现克里米亚危机后，受俄乌关系恶化的影响，乌克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乌克兰信息空间“去俄化”（2014年与2016年二十几家俄罗斯频道被禁播，俄罗斯的Vkontake和Odnoklassniki网络社交平台被禁用），

　　2017年电视媒体“乌克兰化”（播出内容使用乌克兰语的量不得低于75%），

　　以及，2021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乌克兰原住民权利法》，该法律未把俄罗斯族归类为国家原住民，从而限制了俄罗斯族参与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

　　这一系列行为进一步撕裂了乌克兰内部的民族关系，伤害了乌克兰第一大少数民族俄罗斯族的感情。

　　信息传播视域下，在虚假新闻和后真相时代到来之前，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进行国家身份认同的构建，或许当时就可以造就别样的乌克兰；而现实中，乌克兰媒体与国家体系的脱轨并服务于特定群体的主张与立场，导致乌克兰民众的国家身份认同感薄弱不堪。

　　淡薄的国家意识，也让乌克兰更轻易地被卷入美俄两个大国的矛盾之中。

　　二、美西方与俄罗斯对乌克兰信息空间的影响

　　谈到渗入乌克兰信息传播网络，美西方和俄罗斯都有各自的“先天优势”。

　　（一）美西方的影响特征

　　乌克兰有了打造自家电视频道的念头时，主要的追求围绕告别官方话语、提升趣味性与现代性，而对于苏联刚解体的年代而言，现代化的概念与西方输出的文化与发展模式似乎融为一体。在全球化起步的年代里，美国通过文化、大众传媒和新闻业向境外输出了自己的世界观。

　　正如利西奇金·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所言，新来袭的风格有了摧毁社会原有的意识支柱和改变对世界看法的能力，用以前在苏联不为人知的方式营造对西方的理想、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崇拜与向往。

　　部分追求现代化的电视频道以西方模式为标准，这样一来就促进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乌克兰的传播。如，乌克兰UT-3频道刚成立时就引进了CNN新闻，好莱坞电影更是当时本土频道创造高收视率的流量密码。

　　对西方模式的认同，使得乌克兰当地人轻易地建立起对西方的新闻与文化产品的信任，而随着美俄关系发展的变化，这份信任感逐步被转化为对“俄罗斯威胁论”的相信。

　　说到创造舆论以便影响乌克兰局面，美西方的方法特征为通过投资进入乌克兰媒体市场。

　　199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关于人道主义、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双边协议，以帮助乌克兰发展其经济、政治和社会潜力。这协议某种角度上成为了借乌克兰媒体实现乌克兰西方化的“培养方案”。

　　在此背景下，通过投资与派送相关人力资源，乌克兰的Unian新闻社诞生，生产的内容与新闻叙事持倾向于西方的立场，其中《你所不知道的乌克兰》（Nevydoma Ukraina）历史系列纪录片辅助了该国民众的历史记忆的重塑。

　　橙色革命年间，驻乌美国大使馆在基辅建立的美国大使馆媒体发展基金仅为反对派媒体提供资助。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同美国驻乌大使杰夫·派特（Geoff Pyatt）以支持乌克兰走向民主为由，协助乌克兰成立独立新媒体平台。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和美国国际开发署（48533美元）、美国大使馆（约13550美元）[1]、美国索罗斯基金会（19183美元）、荷兰大使馆（95168美元）先后的投资，乌克兰独立网络电视台Hromaske TV在Euromaidan抗议运动期间正式成立，成为美西方干预乌克兰政治生活、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暗道 ”之一。

　　（二）俄罗斯的影响特征

　　区别于美西方，俄罗斯影响乌克兰信息空间的“优势”在于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

　　首先，苏联期间进行过的“俄罗斯化”过程让俄语在乌克兰被广泛使用，有利于俄罗斯对话乌克兰民众。2003年，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统计，在乌克兰的中西部俄语占优势（59.3%），在南部（84.5%）和东部（92.7%）占绝对优势。

　　其次，苏联解体后，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ВГТРК）取代了苏联时期的全联盟国家电视广播公司（ЦТСССР），接管了原有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的工作，开始负责确保独联体国家间广播的运作，已有的频道就这样继续活跃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大多数原苏联加盟国。

　　电视频道“无缝衔接”使得受众难以察觉内容上是否有针对性的变化。2000年，基辅GSM-USM市场调查报告显示，民众高度信任的新闻来源中，俄罗斯的NTV和RTR频道排在前四名，2011年的数据显示乌克兰34.7%的人口信任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媒体市场对外开放的状态，也让俄罗斯得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掌握本土媒体控制权并扩张影响力范围。

　　如，乌克兰最火的本土频道Inter的联合创办单位为俄罗斯OPT频道，后者有29%的股份。2002年前，Inter大部分的播出内容为OPT节目的转播；2003年之前，收视率排在乌克兰前三位的Novyy kanal频道受俄罗斯阿尔法银行（Alfa-Bank）（通过其附属的乌克兰阿尔法银行完成收购）控制；1999至2003年，乌克兰的STB频道受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Lukoil）管控；等等。

　　当时，乌克兰媒体关于卢克石油公司投资该频道是“亏本买卖”但其却没在第一时间转卖频道的报道未引起警觉。到2013年，TeleProstir旗下 50%以上的乌克兰电视媒体的内容都是以俄语为主的报道，呈现了俄罗斯前些年的行动带来的战略性果实。

　　至于俄罗斯传播的内容和意图，或者说俄罗斯对话乌克兰及塑造乌克兰国家形象的风格，可分为两个阶段来谈。

　　最初，俄罗斯试图传播两国是“兄弟国”、同属于东斯拉夫民族的思想，希望以此方式争回曾在乌克兰有过的影响力与地缘政治地位。

　　当乌克兰开始倒向西方，俄罗斯开始推进“俄罗斯世界”的概念，试图借呼唤乌克兰国内说俄语的群体因苏联记忆、祖籍、语言、共同文化所带来的归属感等情感，塑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跨国政治共同体，进而与该群体建立起新身份认同。

　　因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背景、乌克兰多数的俄族人和亲俄的群体大部分都居住在东乌克兰，所以该地区成为了俄罗斯的主要对话对象。

　　从传播效果角度来看，就顿巴斯地区而言，2019年的当地民调报告显示，该地区最受信任的三位人物[2]为俄罗斯总统普京（11.7%）和两位俄罗斯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9.1%）和欧尔加·斯卡贝耶娃（Olga Vladimirovna Skabeyeva）（ 6.7%）。这两位节目主持人分别是俄罗斯当红政治类谈话节目 《60分钟》和《晚间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节目主持人， 2014年乌克兰危机前这两档节目在乌克兰热播[3]。

　　两档节目长久以来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乌克兰的内政问题，塑造着俄罗斯视角下的世界观，包括传播“俄罗斯世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的思想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乌克兰内乱与分裂的激化。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信息空间中“他者”的声音与当地民众构成的联系，对国家安全能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三、结语

　　乌克兰独立30余年来，其媒体环境逐渐发展为缤纷复杂的美俄乌“信息三角形”。

　　这样的国家信息传播网络结构，反映出乌克兰始终未能摆脱大国地缘战略价值空间的身份；此外，更值得人反思的是，信息空间主导权在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对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20世纪后半叶，信息传播的发展及其动员能力早已催生了大国的新战略思想，而新兴的信息传播机制没被乌克兰纳入到国家体系中，揭示出对传播体系意识未成熟的问题。

　　在苏联期间就已开始发酵的民族问题及意识形态交锋，构成了舆论混乱的基础；舆论的混乱，则加剧了乌克兰社会的分裂；丧失的媒体主导权更使得乌克兰离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统一思想体系的建设越来越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界似乎指定了乌克兰只能在美西方和俄罗斯两个阵营中二选一的发展道路，乌克兰塑造“自我认同”的选项从大家的视野中逐渐消失，这不能不使人反思民族国家的本质。

　　注释：

　　[1]财务报道以乌克兰货币为主，美元的金额以2022年汇率算的。

　　[2]调查期间受信任的人物不是选择题，受访者可以自己说出在他看来在此地区受信任的人名。

　　[3]虽乌克兰危机后二十多家俄罗斯电视频道被禁播，但克里米亚半岛因成了俄罗斯的组成部分，而顿巴斯地区自危机后至2022年前属于暂时被占领地区，所以俄罗斯频道继续在这些地区正常播出。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