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扶贫改革亮点 扶贫项目审批权首次下放到县

　　2010年，四川省大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彝家新寨建设启动以来，已经实施完成彝家新寨615个村，24.66万贫困群众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这是昭觉县玄生坝俯瞰图。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资料图片）

　　我省财政扶贫项目管理改革17年来重大破冰，实现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县”——

　　□本报记者 李淼

　　17年来，我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迎来重大转向——上半年，我省已先行尝试，将扶贫项目审批权首次从省下放到县。

　　这也是我省扶贫改革亮出的又一记重拳：下放审批权，实现责任、任务、资金、权力“四到县”。指导意见即将出台。

　　简政放权风缘何吹进扶贫大门？

　　省扶贫移民局负责人表示，精准扶贫时代，扶贫重点从贫困县下移到村到户，有限资金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用在刀刃上，现有资金管理机制亟待松绑下沉，基层扶贫活力有望被最大限度激活。难：审批“死板”又低效“从报到批，快的要一个月，慢的两三个月”

　　两年前，广元利州区扶贫局在工农镇安排一个核桃产业扶贫项目，不料与林业局后来获批项目不慎“撞车”。同一块地里，总不能重复栽两遍核桃。如何是好？

　　资金更高的林业项目得以优先实施。“扶贫省下的钱不如改下用途，比如搞点养殖项目。”利州区扶贫局局长赵荣琢磨。

　　变更须报省审批，但一般情况下变更比较困难，该项目谋变最终“夭折”。这笔资金一直躺在账上，最近才重新规划。

　　这并非个案。在基层眼里近乎“死板”的变更审批正是此前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缩影。

　　1997年，我国确立扶贫开发省级负责制，明确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省”，项目审批、资金分配大权由省级掌握。这套机制曾对我省减贫开发发挥巨大作用。但随着扶贫攻坚形势不断变化，弊端也逐渐凸显。

　　每年数十亿元的专项资金都以项目为载体。在整村推进、连片扶贫开发等大项目下又有各种子项目，具体到各地，大到上百万元的修路，小到几千元的养鸡，全省每年项目数以万计，都要报省上逐一“过堂”，提出审查意见后方能实施。

　　繁重的任务由省财政和扶贫部门少数几个人承担。“前后起码个把月，常常从市县抽调十多名帮手才行。”负责审批的省扶贫移民局开发指导处副调研员刘登安表示，耗费了省上大量时间和精力，很不轻松。

　　效率低成为必然。“从报到批，快的要一个月，慢的两三个月。”一位基层扶贫干部表示，由于资金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拨付，有的下半年才到县，之后再看“盘子”做项目，因此甚至会出现项目跨年度实施现象。“一刀切”也在所难免。省级审核村级，具体情况很难知晓，只有按规划、资金管理办法和扶贫要求来，上面“框框”与基层实际、规划与变化于是脱节。“个别地方甚至不切实际，投上所好，针对性设计方案，后期一查就明显暴露。”省扶贫移民开发指导处处长李华聪表示。变：审批权先行下放“县级可自主确定项目、科学安排资金”

　　尽管国、省两级方案正酝酿出台，我省“四到县”改革已先行尝试——

　　不久前，紧随14.7亿元专项资金切块分配到县的，正是项目审批权首次从省下放到县。我省已明确：实行责任、任务、资金、权力“四到县”制度。

　　眼看专项资金到账，通江县扶贫移民局局长万学成着手安排项目，异常从容。今年起，他只需报县上审批、省上备案，无需等待“漫长”的批复，即可组织项目实施。

　　万学成认为，这首先能大幅缩短行政运行时间，特别对季节性较强的农业项目来说，更利于早实施、早见效。

　　“四到县”正让县级政府由“主演”变“导演”。“县级可自主确定项目、科学安排资金。”省扶贫移民局计划账务处副处长潘晔表示，这使得项目更切实际，资金使用精准性和指向性更高。

　　万学成颇为赞同，以前省上对各类项目规定较死，县级按部就班做。今后，除纳入规划的整村推进等项目，都可按通江实际，自主安排做不做、怎么做。

　　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看来，“四到县”对精准扶贫意义尤为重大。他认为，精准到村到户都是很细小的项目，让更了解实情的县级政府根据贫困户实际需求实施，才能精确制导。

　　省市县三级曾经模糊的权责也自此明晰。“以前，好像大家都在管钱、分钱，承担什么、监督什么不很清晰。”省扶贫移民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我省已明确，今后县级负责组织实施，省市负责监管。

　　被审批“套牢”的刘登安终于“解脱”。“今后，省上重点管两头，一头管下达减贫任务，一头管考评监管。”刘登安表示，由重前期资金“分配”变为重后期资金使用“绩效”。管：放权得善于管权“最根本的是靠整个考核指挥棒的转向”

　　松绑放权后，挑战也如影随形。

　　县级在扶贫开发功能上将成为最完备一级。权、钱给了，责任与任务也重了。“这给县级政府带来挑战，需要对扶贫规划、政策、措施、职能、方式、工作作风及时调整。”省扶贫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雅安市扶贫移民局副局长蔡晓然则担心，如果没有一整套完整机制，县级自主权越大，放权后权力失去制约现象越容易发生。

　　多位扶贫人士介绍，几种情况必须未雨绸缪：县级政府有可能将扶贫资金整合用于其他与贫困人口无关的项目和产业；打造扶贫亮点工程、政绩工程，造成“垒大户”现象；防止寻租随权力资金下移而在基层蔓延。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循环如何避免？简政“放权”还得善于“管权”。

　　李华聪认为，“最根本的是靠整个考核指挥棒的转向。”我省日前明确，对58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重点考核贫困人口变化率等指标。这无疑用扶贫开发成效给县级政府套上最严“紧箍咒”。

　　我省也在加紧为“四到县”制定资金管理、贫困县考核等具体办法，把权力关进“笼子”。“下半年将组织开展检查，同时组织第三方力量进行评估，钱到位没，效益如何，作为明年下达资金依据，搞不好的就扣分扣钱。”省扶贫移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对资金使用中违纪违法行为，严厉问责、严惩不贷，对集体行为、性质恶劣、问题多发的，追究负责人管理责任。

　　在蔡晓然看来，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最重要。“仅仅到县还不够，要把项目决策权、监督权一并下放到群众中去，由老百姓自己定、自己盯。”蔡晓然说，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中，宝兴县就走一事一议路子，在阳光下放权，群众很欢迎，也实现无缝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