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成本高了,脱贫难度大了

要根除贫困,既需要加大投入,更需要“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在不少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大多感受到:政府扶贫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扶贫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贫效果。面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扶贫产业发展等要素投入成本上升,扶贫正在走进高成本时代。

成本

　　在一些国家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成本上升有一些共性原因:一是物化、劳动力价格等投入要素成本上涨；二是随着扶贫开发深入推进,目前未脱贫人口基本集中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要实现这些地区群众的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巫山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算了一笔账:2006年前后,巫山县通村农村机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万元/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涨至10万元/公里。

　　“在巫山县,2005年修建一个蓄水量在100立方米左右的水池,投入成本需要1.2万元左右,目前类似方位、储水量相当的蓄水池,修建成本已涨到五六万元。”朱钦万说,“巫山县扶贫投入逐年提高,2009年为2577万元,2011年达到5200万元。扶贫成本逐年提高,扶贫效果就要打折扣。”

　　目前,巫山还有约5万群众存在缺水问题,20多万群众饮水不安全,有1000多户贫困群众居住在茅草房或土坯房中,生存条件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改善。

　　记者注意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靠以前政府补助、受益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推进很困难。在三峡库区,一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成本已上涨至10万元左右,扣除政府补助,村医还需自己投钱建设。有的村医反映,现在政府投入贫困村的资金越来越多,但物价在上涨,同样的钱能干的事情也就少了。

资金

　　2011年起,我国将秦巴山区、六盘山区、乌蒙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划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主战场,这些区域边缘性特征明显,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形态特殊,公共服务欠缺,扶贫工作难度大。

　　近年来,为推进扶贫工作,一些贫困地区大力推进“整村脱贫”工作,通过整合资金投入,部分贫困村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但由于扶贫成本上涨,单靠财政投入,所能取得的效果有限。

　　在重庆,平均每个村“整村脱贫”投入资金约为600万元,资金量看似不小,但这些钱要分配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农田建设、基础产业、村道公路、人畜饮水、扶贫和生态移民、村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广播电视电话、扶贫培训、农房建设等10大类20多项指标,资金使用显得“衣长袖短”,基层政府在资金使用上只能先解决燃眉之急。

　　在秦巴山区某贫困村,记者发现,为了改善交通条件,这个村修建10多公里水泥路就花了近200万元。而这条通村公路还只是通到了村委会所在地,村内其他村组通行条件仍然很差。

　　不少基层干部坦言,随着扶贫成本提高,即便部分贫困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也仅能基本建立起让农民脱贫的基础性条件,脱贫基础不牢固,农民返贫率仍然高。

效益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扶贫进入攻坚阶段,扶贫成本提高是一种正常现象。要根除贫困,既需要强化政府投入责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更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激发”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首先,应探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稽核政府扶持资金和政策的杠杆作用,提高扶贫效率。比如,近年一些地方探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变现”瓶颈；有的地方努力探索发展贫困村互助资金合作社,以打通农村金融“毛细血管”。

　　这样一些改革举措,通过确认农民财产权、改革农村金融机制等方式,“聚合”政府扶贫、农业、农村金融等各类政策,可更有效盘活扶贫资源,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其次,要克服扶贫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坚持点面结合,针对不同的贫困成因和贫困分布特点,高效利用有限的扶贫政策和资金。比如,以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整合资源、集中投入、合力攻坚,解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点,发挥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促进扶贫对象增收和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的新机制。(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