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当先“扶”意识

　　戴着贫困县的帽子每年可获3000万到500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也坦言，贫困帽含金量比较高，退出没好处，“所以重点县干部群众不愿意退，也不敢退。”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在今年的两会上表示，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农村扶贫开发法，将对扶贫重点县的确定和退出机制做出规定。(3月20日人民日报)

　　扶贫，既是经济工作，又是党建工作，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它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本能渴求，也成为一项共同致富的国家战略。1986年我国开启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大门。至今近30年，我国数亿人口脱离贫困。毫无疑问，中国的扶贫努力功不可没。但同时，在扶贫进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贫困人口越扶越多的“反弹”现象；国家鼓励重点县减少，但实际上各省坚持“退一补一”等等。

　　2014年贺岁片《私人定制》中有一段要求保留贫困县“帽子”的剧情逗人发笑，略有夸张剧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现状。的确，在近年的报道中，常常出现争着抢着要当贫困县、贫困县出现“豪华衙门”的新闻。有个别贫困地区“高调炫贫”，为“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欢呼雀跃。有人戏称，越扶越贫是中国特色之一。

　　而现在，我国扶贫对象规模依然庞大，同时还面临贫困“反弹”新压力，扶贫工作开始进入啃硬骨头的“深水区”。意识对实践起影响作用，当好政策遇上错意识，实践只会扭曲了政策的原意，背离预想目标越行越远，而只有正确的意识才能更好地推进扶贫工作有效开展。

　　不愿摘掉含金量高的“贫困帽”，实乃地方领导意识出现了错误，等待国家的贫困补助远比自己勤勤恳恳工作来得容易，因穷而固步自封，因穷而不思进取。这些钱拿来补助当地民户，扭转贫困现状，既得民心又得政绩。更有甚者，要来贫困县的帽子，不是为了更好地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而是接着贫困的应景之策，养肥了官员的私囊。而国家的扶贫金是一定的，官员的“消费”比重高了，耗费公共资财多了，那么用于社会公共管理、为民办实事谋福祉的钱就必然就少了。这种极强的依赖意识和自私自利的“官本位”意识，导致了该摘帽子的就摘帽子，没有帽子争戴帽子，让贫困县越扶越多。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只是施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质的裂变。农村需要的是现代产业武装化，当地领导应该转变依赖意识，同时变“官本位”为“民本位”，“以积极脱贫摘帽为荣，以脱贫还紧抱国家扶贫政策大腿为耻”，用国家补助金引进知识、技术和人才，带领百姓走对路子，通过奋斗搞致富，通过实干提政绩，才能真正做到落实国家政策，让百姓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如今，从国家部署层面来看，“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已被明文写入最新的扶贫开发纲领性文件中。重新圈画扶贫范围，扶贫标准上与时俱进，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推行“私人定制”式精准扶贫也提上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意识被“扶”起，贫富的“剪刀差”也将逐步缩小，民众过上好日子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