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冒充乘客议价的哥被查 质疑：钓鱼执法？
4月23日，的哥刘师傅来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投诉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摄影记者 王天志
谁先议价
两个版本
版本A
刘师傅说，当时，一名男子走到车前拉车门说要到郫县古城镇，刘师傅称中午要吃饭了，但这名男子拉门上了车，并说野的给30元，他给40元
版本B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蔡其栋则表示，根据初步调查，骆姓执法人员上车时要求刘师傅打表，但刘师傅表示要回去吃饭，打表就不走，刘师傅提出了40元的议价
争议
的哥刘师傅：
执法人员引诱我违法
载客途中被拦下检查时，乘客和执法人员的神态表情及对话，看上去并不认识，但他们竟都是执法人员。这是执法人员在引诱我违法。焦点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
根本谈不上钓鱼执法
上海的“钓鱼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但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利益冲突，无论罚多少车，对执法单位、个人的收入都没有影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是核算好的，不可能有奖励。
40元，拉一名乘客从郫县客运中心站到古城镇。途中被执法人员拦下，检查时乘客看上去和执法人员不认识。可到了下午，男乘客就穿上了执法人员的衣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日，在郫县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下称“交通执法大队”）内，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他认为这是“钓鱼执法”。对此，郫县交通执法大队承认乘客是该队执法人员，但当时在轮休。
议价40元
刚走出五六公里就被拦下
刘师傅说，4月16日中午12点过，他在郫县客运中心站下客后，一名男子走到车前拉车门，说要到古城镇。刘师傅称中午要吃饭了，但这名男子拉门上了车，并说野的给30元，他给40元。刘师傅想了下，没说啥，按下表就往古城镇开。谁知刚走了五六公里，就遇到了执法人员。
“执法人员拿着摄像机走到我面前，要求出示相关证件。”刘师傅称，随后他们询问车内的男乘客，其如实向执法人员讲述了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刘师傅没有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扣押了《从业资格证》等相关证件。之后，他到交通执法大队做了笔录。
但就在当天下午3点过，他在执法大队处理此事时，发现了蹊跷。“我见到上午车内的男乘客，竟然身着执法人员的衣服。”刘师傅说，上午检查时，这名男乘客和执法人员的神态表情及对话，看上去并不认识，但他们竟都是执法人员。
为此，刘师傅很气愤，他认为，这是执法人员在引诱其违法，是“钓鱼执法”。
视频显示
乘客和执法人员没打招呼
昨日下午2时50分许，成都商报记者以刘师傅亲属的身份，同他一起来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了解情况。成都商报记者同他一起进入了一名副大队长的办公室。说到此事时，该副大队长要求其他人员离开，只让刘师傅一人留下。约半小时后，刘师傅走出办公室，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名副大队长与他谈了很多，大概意思是这不能算“钓鱼执法”。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找到郫县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蔡其栋，表明了采访此事的意图。其间，执法大队提供了一段刘师傅被拦下后的执法视频。
视频显示，刘师傅驾驶的出租车被拦下后，一名执法人员走到车旁，要求其出示相关证件，询问刘师傅车上乘客到哪及收费情况，同时询问乘客是讲价还是打表。视频里，男乘客表示是去古城镇，并说了“我们自己讲好的价钱”之类的话，该执法人员则表示：“不关你事，我们是检查车子。”执法过程中，该执法人员与男乘客并没有打招呼。
调查
乘客确实是执法人员
郫县交通执法大队称，乘客与执法人员确实认识，事发时处于休息状态，不打招呼是怕的哥不配合做笔录
“这名乘客确实是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姓骆（音）。”蔡其栋说，拦下刘师傅所驾驶出租车的执法人员姓李，他们两人确实认识。事发时，骆先生是要到古城镇亲戚家吃饭，当时处于休息状态，并没有履行执法工作。
而交通执法大队另一工作人员也表示，拦下刘师傅后，发现乘客是执法队员，不可能立即向刘师傅表明身份，因为害怕刘师傅不配合做笔录。
蔡其栋还拿出一份“道路交通安全检查工作安排表”和一份“超限超载货车专项整治工作执勤表”，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值班表是提前排好的。在第一份表上，骆从4月14日至4月20日都处于轮休状态。而第二份表上，他需要值班。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说，这些值班表是提前排好的，当天骆姓执法人员下午要来值专项整治的班，并没有上行政的班。
疑问
1
究竟是谁主动议价？
双方各执一词 的哥称证据难找
那么，到底是谁先议价？刘师傅坚持，是骆姓执法人员先提及的40元。
在刘师傅的问询笔录上，刘师傅对此事的回答大致如下：2014年4月16日12时，我驾驶川A1T出租车在郫县客运中心站载客到古城镇，讲价40元，在秦家庙被执法人员检查。
但蔡其栋给出了与刘师傅不同的说法。蔡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根据初步调查，骆上车时要求刘师傅打表，但刘师傅表示要回去吃饭，打表就不走，刘师傅提出了40元的议价。蔡其栋表示，询问笔录上，刘师傅明确表示了议价40元，如果他能够拿出证据证明是骆先议价，他们肯定会对此事进行严处。
刘师傅称，做笔录时并不知道男乘客是执法人员，出租车上的GPS只能显示出一张照片，事发时周围也并无他人，这个证据确实不好找。
而对于此事的另一直接当事人骆某，执法大队拒绝了成都商报记者对其的采访要求。
2
如果是的哥先议价
为何不主动纠正？
交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可换位体验”
就算如交通执法大队所说，是的哥刘师傅主动要求议价。那么作为执法人员的乘客骆某，为何不主动拒绝并纠正这一违法行为？
对此，蔡其栋说，作为执法人员，下班后都是乘客，是可以坐车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执法人员也可以暗访、换位体验、调查。蔡拿出一份文件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上面）要求交通局的人要换位体验，乘坐公交车、出租车。在这份文件上，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以下文字：深化交通行业换位体验活动，以科室为单位并派出代表每月乘坐公交、出租，主动发现行业问题后督促城市公共交通提档升级，切实解决交通行业“老大难”问题。
蔡其栋说，作为执法人员，不会“纵容”这种错误，更不可能支持这种违法行为。而据其了解，即便骆姓执法人员没有当面指出这种错误，他随后也会以普通乘客身份或换位体验的执法者身份，向相关部门举报这种违法行为。
说法
执法单位：
不涉及经济利益
谈不上“钓鱼执法”
蔡其栋称，前段时间，对正规出租车的投诉，主要包括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组合坐车等，为此他们近期安排了检查查处。
就刘师傅口中说到的“钓鱼执法”，蔡其栋认为，这根本说不上。“两年前我到执法大队当大队长，直至现在，没有一台车是通过‘钓鱼执法’来检查的。野的都没有用这种办法，正规出租（车）要用？”蔡其栋说，之前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很轰动，但其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而他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利益冲突，无论罚多少车，对执法单位、个人的收入都没有影响。
蔡其栋还表示，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对所谓的“饵”有经济返还，但其执法人员的工资都是核算好的，不可能有奖励，这在财务上都是能查到账的。
新闻链接
上海“钓鱼执法”案件
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遭遇当地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在被迫缴了1万元罚款并声明放弃申诉的权利后，才取回了自己的车。随后，张军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2009年10月14日晚，也是在上海，司机孙中界称自己驾驶面包车行驶在路上，一男子衣着单薄恳求搭车，男子上车几分钟后，自己的车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随即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回公司后遭遇指责，他无法接受自己做好事反被冤枉，遂用菜刀切断左手小指以示清白。
当年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常务会议透露，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军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
据了解，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