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与二胎

　　一直致力于城市创新管理的上海，一次性推出了上下高峰期禁用“打车软件”、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等多个引得外界瞩目的地方性新政。而相关政策带来的舆论反馈，则成为观察城市执政思路的回流样本。

　　规范打车软件：“有形的手”要“管活”新生业态

　　长久以来，上海市的出租汽车行业一直以服务规范的优良口碑闻名于世，是引以为荣的“城市文明流动名片”。这张“城市名片”虽然传统悠久，但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也极其迅速，用打车软件揽客的司机早不新鲜。不过，近日来关于“差头司机”和打车软件的坏消息不少，有空车拒载的、也有载客后半路甩人的，不一而足。而这无非都是由于几款打车软件带来的利益驱动。

　　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出手了。在因为提出“边缘化”传统招扬拦车方式的思路而遭遇舆论炮轰后，上海市交港局自3月1日起施行“三严禁”措施：①早晚高峰时段严禁司机使用“打车软件”预约车服务，以缓解高峰时段打车难；②严禁司机载客途中接听、使用手机终端设备，确保乘客车辆安全；③严禁租赁车辆安装使用打车软件。

　　从反响看，政策制定者出于平等、安全等角度提出的禁令，并未挠到所有民众的痒处，上海媒体网友“宣克炅”称，“出台政策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落实监管”。因为打车软件正在风行、早晚高峰又恰是软件使用的高峰期，网友“奋斗的小鸟528”犀利地将此形容为“权力想把市场关进笼子里”。

　　北方的《京华时报》的口气更直接些，“监管权应该对市场竞争更习惯一些，适应一些。即使判断竞争已趋于恶性，必须出手干预，也需要基于对市场情况的充分掌握”，“觉得离了自己市场就会出事，这种惯性该改改了”。

　　而南方的《羊城晚报》则在提醒，地方政府恪守权力边界，不可随意插手市场能管好的事情，“给打车软件一条生路”的同时，也分析到：在移动互联网的模式下，通过个人与司机的GPS精确定位，交易双方能够以最短距离实现彼此适配。仅就此而言，哪怕没有补贴，智能手机召车都要比传统电召有优势。基于这种既成现实，管理部门要想把乘客从已经形成的移动召车和移动支付模式中扯出来，显然是很难的。

　　因为尚处市场化初期，打车软件的市场争夺还是比拼高补贴的烧钱大战，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展现。对于管理部门的适时干预，还需时间观察结果，“让子弹再飞一会”。如果打车软件的流行是市场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让打车软件与出租车管理“对接”应属于尊重市场的选择。

　　事实上，上海并不是只出“行政禁止”这一招，还有后续管理动作的同时摆臂。 针对网友们“用技术弥补漏洞比强硬的行政干预更好”的建议，3月10日起，“嘀嘀”、“快的”两家打车软件将率先与强生电调平台对接，3月底前完成和大众、锦江、海博电调平台的对接。也就是说，沪上网络流传的“打车软件接入电调平台”即将成真，到时候便可通过共享数据来完善监管。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祭出“组合拳”规范打车软件恐怕不是简单的“拍脑袋”决策，这也是《钱江晚报》有理由期待其他城市尽快跟上的底气所在，“希望能看到更多、更好的创造性管理经验问世”。

　　《新京报》在社论中认为，“招安”打车软件是一种共赢：对于出租车公司而言，它只用很少的代价，一步跨入移动互联时代，实现出租车管理的创新。对于打车软件运营商来讲，纳入出租车管理的体制，摆脱了身份的尴尬，使得自己有了更稳定的发展前景。“上海将打车软件与出租车管理‘对接’，这是尊重市场的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间也有声音认同，对市场主体应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应该“法无授权不可为”。但是，考虑到出租汽车行业会长期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在面对市场的混乱时，“有形之手”对新事物的宽容绝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仍有纠偏的“裁判员”义务。

　　网友“广州黑人危害”双手赞同，“从大环境看问题的，这时候的行政干预就是在各方前景不明朗下的一个举措、（可以）缓步推进社会的发展，惠及各方利益人群。再民主自由的国家也是有规则的，该出手就要出手”。

　　打车软件作为新型业态是大势所趋，围绕打车软件所形成的舆论态势，“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新生事物从好奇、热捧，到质疑、讨论的理性思辨过程”。《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作为市场需求的产物，消费者的选择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政府监管要走出过去“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思维框架，就必须在“不管”与“管死”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把新生事物“管活”。

　　“单独两孩”开放：莫因服务短板让“二胎”夭折

　　继浙江、江西、天津等城市之后，上海公布了“单独二孩”的政策，并且在3月1日正式实施，成为全国第七个公布单独二胎政策的省市。不过却有网友这样反映：只想问一句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公共设施齐全了吗？看看这个拥挤、人满为患的城市，超生的人不痛不养继续生，有没有政策都一样。

　　我们观察到，在2月25日，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决定之后，上海市卫计委即时表示，“将定期公布再生育申请审批数量和人口出生数量”，“让市民合理安排生育时间，避开生育高峰”。根据新政策，上海约有40多万家庭具备生二胎资格。

　　那么，“计划生育”国策的调整是否会带来生育高峰？其实，这可以依据前期实践者的政策效果进行预估。作为最早执行“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之一，浙江（1月17日正式实施）新政满月，却并未出现预期中的“井喷现象”，“最早试点的市，3个月下来申领准生证的据粗略统计不到300人。”

　　目前看来，中国“单独二孩”新政对人口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影响有限。而不少网络调查也显示，上海市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并非强烈。在“上海将放开单独二胎，你愿意要二胎吗？”的新浪调查（2100多人参加）中，约48.5%的网民“纠结，想要二胎，但压力大，养不起带不动”，更有23.8%的网民明确表示“ 不愿意”。

　　“统计显示，1979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上海少出生了700万人口，自1981年开始，上海户籍人口出生，就主要以一孩为主，两孩及多孩数量较低，而当前，上海同样面临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过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也有网民表示，“不管生不生，让自己多了个选择，总是好事”。

　　在“二胎”政策的落地上，国家电视台的态度值得重视。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闻1+1》中提到，“在没有分开单独两孩政策之前的时候，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是国家压力很大，但是一到放开了单独两孩政策之后，个人小家庭压力就很大了”。网友“披着虎皮的猴儿”的吐槽带着深深的无奈：生第一个是无知者无畏，生第二个那是需要足够大的勇气。

　　“我们有了生二胎的权利，却少了养二胎的底气”，评论员孙连宇强调，“单独二胎”是一种权利，其不在于我们是否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它，而在于这是一种相对自由的选择。在一个孩子都能让整个家庭的两代人都成为“孩奴”的当下，生二胎则会成为更多家庭的不可承受之生命之重。所以说，“单独二胎”还需要其他政策跟进。

　　央视网评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不只是“能生几个”的问题，它还包括其他很丰富的内容。“破解之道，不只是适时优化调整计生政策，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产业转型、城镇化变革等多方面”。

　　除了渴求社会保障服务的配套跟进外，看见“二胎”政策落地的沪上网民，也颇为在意外来人口众多的上海实情。网友“馴獸為人”说，“身边很多来外人员都是来上海超生，希望上海不会成为超生游击队的瘟床。”尽管这属于另一层面的社会治理问题，但仍然需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

　　随着时代环境的今非昔比、价值观念的大角度转变，民众生二胎积极性已大不如前，加之城镇居民生活成本水涨船高，“二胎”显然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网友“依然”感慨：独生子女在心灵上是很孤单的，两个孩子的话，彼此可以拥有情感上的相互依赖，只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了，孩子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