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家称我国须正视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根本上来自于对我国人口形势认识的不同观点。坚持生育政策不动的观点之所以会有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当前许多地方GDP挂帅的发展思路。用GDP的观点去看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经济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认为是好的。
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就是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4个字引来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动了总比拖着好。”曾于2004年与2009年两度与众多学者一起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来自对我国人口形势的不同认识。我国人口问题的潜在风险在数量或规模，更在结构。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这四大人口趋势，将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我国必须正视这一挑战并及早应对。
十几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有过多次调整机会，有些甚至只差临门一脚，但最终都没了下文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两个孩子的政策”？
顾宝昌：在《决定》出台的众多改革方案中，第12章第46条下面的这一小段话，居然引起了这么高的关注与讨论，似乎令人意外，但也不是偶然的。其中“启动”两个字很关键，说明和之前生育政策一直不能动的状态相比，现在总算是可以动了。
之所以会动，原因很简单，就是“形势比人强”。长期以来，持续的低生育率给我国人口形势带来的变化，已经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几年前人们注意到，小学生越来越少了，好不容易盖起来的希望小学荒废了；慢慢地中学生少了；再往后，各省的数据都显示，每年报考大学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民工荒”的呼声此伏彼起。人口学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现在生的孩子少，6年后小学生就会少，12年后中学生就会少，18年后大学生就会少，20年后新增的年轻劳动力就会少。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人们往往不相信。前几年高校还在扩招，结果扩到最后，发现学生不够了。那为什么早没有预见到呢？
中国青年报：您此前曾多次呼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您有没有想到调整会在今年启动？
顾宝昌：不是没有想到，是实在不敢想到，因为几年来已经失望过多次了。这十几年来，曾有好几次快要启动调整了，甚至都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最终却没有了下文。这一次虽然调整了，但过程是曲折的，是走出了很不容易的一步。
中国青年报：这些年来，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学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共识越来越大，每年“两会”的相关提案也越来越多，但为什么总是阻力重重？
顾宝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根本上还是来自于对我国人口形势认识的不同观点。从来没有人干脆说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要一直实行下去，但区别就在于，有人主张早就应该调整放开了，有人却说推延得越久越好。有人说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有风险，有人却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不调整或者调整的步子太小。
坚持生育政策不动的观点之所以会有市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观点迎合了当前许多地方GDP挂帅的发展思路。用GDP的观点去看经济与人口的关系，经济是分子，人口是分母。在这种思路下，凡是能把分子做大的，都被认为是好的，凡是能把分母弄小的，一般都会得到支持。
中国青年报：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真的会影响经济发展吗？
顾宝昌：这种担心没有道理。我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多，每年的生育在1500万左右，这在13亿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就算放开单独二胎后每年生育数量有所微增，那对整个人口总量的影响也非常微小。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生育数量增长对经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许多国家的实践都已经证明，生孩子有利于扩大内需。
眼下最紧要的是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青年报：对于放开单独二胎，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还远远不够，需要尽快全面放开二胎；另一种认为，这在当下是最稳妥的做法，全面放开二胎是未来的事情。您更倾向于哪种观点？
顾宝昌：仅仅放开单独二胎，对改变当前人口现状还不够，这也被许多地方的生育实践所证明。拿江苏来说，由于多年来实行城乡一体的一孩生育政策，即便在农村里一孩的比例也很高。同时实行单独夫妇可以生二胎的政策。这么多年下来，尽管符合生育二胎的单独夫妇越来越多，可是并没有多少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去申请生二胎，实际生育了二胎的更少，江苏省的生育率一直持续走低。全国各地多年来实行双独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政策，但双独夫妇中实际申请生育二胎的很少，申请后真正生了二胎的更少。
但是，对我国来说，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上，争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耽误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现在能动了，总比继续拖下去要好。如果现在还是“坐而论道”，那将来就会更加被动，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更何况，现在有一种希望继续争论的倾向，把问题扯得越大越好，什么人口适度理论、地球承载理论等。作为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开展争论，但对于中国来说，眼下最紧要的就要得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人口问题的思路，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
中国青年报：一些专家提出，全面放开二胎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是这样吗？
顾宝昌：这个问题，可以用事实来回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作为试点实行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达840万左右。这些地区主要在我国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甚至困难，发展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全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2005年前后，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上述地区这些年生育政策试点的效果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在政策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多年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增的情况，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长的态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在两个孩子以下。而且，这些年来，这些地区的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三孩生育基本没有。也就是说，即使政策允许，生了一个孩子后再想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大家的生育意愿已经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作用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
在这些试点地区，放开二胎不但没有导致人口的激增，反而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后果。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一政策有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翼城、酒泉、恩施分别所在的山西、甘肃、湖北三省的出生性别比都严重不正常，2000年的人口普查时分别是112.5、114.8和128.2。可是，上述三个试点地区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还越来越正常。可见，放开二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数量与性别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这些试点地区的经验也证明，全面放开二胎更接近群众的生育意愿，缓解了生育问题上的干群矛盾，推动了计生工作向为群众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方向转移。
中国青年报：有人担心，由于启动单独二胎政策由各地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一些地方在调研上用上个三五年，这一政策真正实行的时间就要被大大推后了。
顾宝昌：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三五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现在就已经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错过了这三五年就是错过了一生的生育机会，以后人生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单独二胎政策虽然现在已经启动，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首先，放开单独二胎，有的地方盼望已久，有的地方的观念却一直没有转变过来，还停留在严查大肚子、狠抓计划外的时期。
对于后面这些地区来说，如果想要单独二胎政策贯彻得好，就涉及当地计生部门的工作转型问题，转不过来，就会出问题；其次，现在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是有了，可是正赶上政府机构调整，卫生部门和计生部门合并的时期，执行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碍。现在中央机构层面的合并已经完成了，省一级的机构调整还没有完成，市县一级机构的调整还没有开始。当机构和岗位都还没有尘埃落地时，要集中精力来做好生育政策的调整工作就难免有困难。
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中国当前人口问题存在哪些风险？
顾宝昌：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不在于数量或规模，而在与结构。具体地说，有四种结构性的人口趋势，将给未来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生育率将长期走低。看看周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就会知道，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生育水平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饥荒、战争等因素经历过人口的低增长期，可是从来没有过低生育率时期。一个低生育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
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还不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因为30～50岁的人群是人口金字塔上最大的年龄人群。今后10～20年，当这个年龄人群进入老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龄化社会，从其他国家看到过，但是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没有任何经验。
老龄化社会提了很多次，可能在许多人那里都已经听腻了，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无非是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发展一些养老产业而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拿一个不涉及到医改、建设养老院、退休金改革等复杂问题的小事情来举例。有很多6层楼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许多人年龄见长，上下楼越来越困难，上不来下不去，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于是近年来呼吁给这些楼装电梯的声音越来越高。据统计，在北京，这样的楼有3万幢左右。假设每幢上有10个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无法上下楼，那么光在北京涉及到的老人就在30万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再乘上个100，就是3000万左右老人。我有一次在一个边远地区讲课，台下的市长听到我这个例子，立马站起来感叹说不能再建这种6层楼了。如果在实际上低估了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艰巨性，将来是会措手不及的。
第三是城市化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是农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随着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中国乡土社会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一个城市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参照。
第四是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两亿。过去，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越来越流动起来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
可以预见，这四种现象，将会给中国提出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不单单止于人口层面，更会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
中国青年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挑战呢？
顾宝昌：最迫切的就是要正视这种挑战的到来。整个社会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要看到正向我们走来的人口挑战是什么样子。有了认识上的转变，其他问题就顺利成章了。就拿现在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来说，讨论不能只停留在生不生、生几个这种表面的问题上，把它放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好理解多了。政策是对现实情况的应对，现在人口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由。
令人庆幸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不仅是一个政策上的调整，更引起了全社会对生育政策乃至人口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全民认识的提高是政策调整的基础，只有当广大公众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白，推动政策调整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就像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全国一刀切。在生育政策调整上，也应该根据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模式和探索。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年轻人最应关心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顾宝昌：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年轻人的切身利益呀！现在在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上，尽管争论非常激烈，可是年轻人往往很少关注。我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说，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指的不是我，而是你们自己。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调不调整或者怎么调整，后果都是要80后、90后去承担。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原标题：人口学家顾宝昌：我国须正视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