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

06.10.2020  11:50

  原标题:韩国人问我: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今年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从制度因素考虑,您认为中国能成功战胜疫情的关键在哪里?从应对突发事件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  樊鹏:先说第一个问题,这次疫情在初期是出现了一些混乱,这个是我们在总结这次疫情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能看到的,我们也毋庸讳言。但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在于说,在经历了一个很短暂的混乱无序之后,很快进行了一次高效有序的反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里边应该讲有很多优势。比如我们从宏观上看,在中央地方关系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哪些中央管,哪些地方管,这个应该说配合得很好,收放自如。因为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地方更有信息优势,该放权就得放权,但有些重要的事情,中央要做。

  整个地方治理体系中间,我们也有比较好的做法。比如说中央把关口前移,不只在北京坐镇指挥,国务院的协调小组,还有中央的决策机制都到了湖北武汉。这个时候就使得地方应对危机的这些机构、人力资源很好地形成了一盘棋。

  另外,我们这一次也比较大规模地把社会专业力量用上了,这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积累的社会力量。在98年抗洪救灾、过去一些年的地震救灾中,我们都能看到,但这一次规模更大。

  中国实际上是国家社会双轮驱动的一个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我们的技术群体、国内的新技术企业,像腾讯、百度这些企业,不管是在信息的收集,还是物资的调配,甚至在对接国际资源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基层的社区管理,我们也做得不错。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讲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关键的变量,我觉得这次中央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中国一定要有中央政府在危机防控中的参与和干预。全国性防御战略的制定是由中央做的,疫情期间不仅要控制疫情,还有很多次生灾害要控制,你还要有生产,你不能不吃不喝,你还要有公共安全、物资的调动,各个方面,中央是少不了的。我们还要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央政府在关键的时候紧急调拨了10亿资金给武汉。另外在很多环节上调拨物资,包括动用军队来援助湖北,这都是中央政府在发挥关键角色。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人事布局和重要激励机制的调整,比如说针对前期的一些情况果断换班换成员,这都是中央通过它的人事组织制度进行果断的出手。又比如说高强度的科研攻关,医疗物资的全国统一调度和确保绿色通道物资,中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各地会强化自保,甚至还出现了云南截留物资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全国怎么样打通一盘棋呢?所以,这些我就想着都是由中央出手解决的。

  当然,疫情期间的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甚至还要对接国际上的一些需求,中央政府在这些方面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处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值得检讨、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在信息的上报方面,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不够科学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信息孤岛的问题,我们的预警能力还值得提升,也就是中间的各种信息成本还比较高。这背后,我觉得蕴含的问题就是怎样更好地协调政治和专业的关系。

  政治很必要,因为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党和政府负总责的,所以重大的决定必须由它来做。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决定过程中,怎么样更好吸纳专业力量、专业意见,使得科学的专业力量可以在关键的决策环节上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改善。

  第二个就是在央地关系和政府层级间关系上,我觉得还有值得调整的地方。因为地方爆发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地方形成一盘棋。比如说我们要一位省委书记、一位市委书记,能够统合所有部门、所有力量。

  但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改革比较强调集中统筹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指导干预。这是由我们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我们现在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应对问题,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凡事我们要辩证统一地看,这样的安排有好处,但也造成了问题。也就是,地方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要同时对上负责,还要同时对地方负责。如果地方应急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命令,他就要考虑这个命令,是不是跟我上面的要求打架,他就容易配合衔接不起来。

  我们在武汉疫情初期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建方舱医院的时候,很多拖拉机进不去,因为交通部门不放行。一开始,磨合的制度成本很高。因为中国是一个条块分割的体制,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要付出制度成本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常态情况下怎么管理,以及非常态情况下,上面的权力是否可以向地方让渡。比如说,《紧急状态法》启动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不按照上级的要求,而主要是围绕地方的疫情防控的要求来做事。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比较值得改善、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处理中心化决策和处理分布式管理、临机决策之间,中国体制的这种效能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我觉得如果再加一点的话,就是基层治理问题。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化基层能力建设,甚至在街道社区层面,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很多探索。目的实际上就是增强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创新基层的社会治理方式,让基层的能力能够得到盘活。

  这次疫情总体上看,我们基层的管理是有效的,但是也暴露一些问题。我们的基层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法制资源不足,很多手段都是我们临机性选择的,它的法制依托不足。比如说,我要用什么方式管理这个社区,怎么在法治轨道上管,而能够不侵犯居民的一些权力?我觉得可以利用这次疫情来补齐短板。

  我们基层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专业化防控能力是不足的。在武汉疫情最凶猛的时期,社区承担了巨量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专业化的力量配备。比如说这些发烧的病人到他这儿之后,怎么样很好地分流?他没有办法判断,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让很多的医生下到基层。所以围绕重大风险的防范,强化基层的管理能力以及增强一些基层的专业化配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必要的。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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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亚鹏 SN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