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恩师

　　我很荣幸，1965年入校，半个世纪见证了母校的发展强大，狮子山的沃土培育我成长。68周年校庆《我与母校》征文约稿，触动了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温暖与感动。这是我的老师们赋予我的成长的动力，逆境中义无反顾的勇气，受用一生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有幸得到汤炳正教授、屈守元教授、冉友桥教授、苏恒教授、雷履平教授、刘君惠教授、潘述羊教授等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先生传道授业解惑；胡道南先生、张惠仁教授、范文瑚教授、曾永成教授、范昌灼教授为我审阅讲稿，把关指航。一路走来，有太多老师的支持、关爱、帮助、鼓励，我终生铭记！

　　论文写作又受惠于朱文显教授、傅昭中教授。忘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我见》、《觉新形象的再探讨》的问世，朱先生、傅先生在编辑部与我促膝长谈，从选题意义、学术研究动态、内容创新到论点提炼、逻辑结构、语言删减……谆谆教诲，受益匪浅；更忘不了《曹七巧论》一文，他们为之付出的汗水和心血。由于历史原因，张爱玲著作曾被列为禁书，80年代末刚影印出版，仅仅为了给学生“提意见”，当时身兼党委宣传部部长和学报副主编的傅老师，在百忙之中阅读了三十余万字的张爱玲作品集，对论文内容、观点、结构、措辞皆提出中肯意见，令我很感动。朱文显教授对此论文极赞赏，在编辑部说：“不知周芳芸的下一篇是否还能写得这么好？”这关注、这厚爱是压力、动力、鞭策、激励——为了不辜负这期待，我深知山高路远，不敢有丝毫懒散懈怠。

　　特别要感谢我的恩师汤炳正教授。汤炳正教授是我国楚辞研究专家，中国屈原研究会会长，其学术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广。先生不仅学识渊博，且人品高洁，令人仰止。

　　与先生相识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之时。1978年，我作为心脏病科研病人在川医住院一百多天，医治无效，顽固性频发期外收缩无药可施；被文革耽误的青年教师，学业上又面临着补课、考试、淘汰，悲苦之极。我不愿向命运屈服，渴求拼搏，危难中想起汤先生，冒昧到校外塔子山先生家登门求师。第一次见面我坦诚地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先生，德艺双馨的先生竟收下我这个一无所知的笨学生，令我感动不已。

　　先生教我严谨治学。首先要在钻研教材上狠下功夫：“阅读作品时，脑海里要多些逗号，一字不苟；欣赏作品时，脑海里要多些叹号，感情上要能产生共鸣；研究作品时，脑海里要多些问号，追根到底，多问几个为什么。”备课时，一定要抓住重点难点深入钻研挖掘，要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现和突破。既要有“鸳鸯绣出从君看”的能力，又要有“愿把金针度与人”的满腔热情，“授人以渔”，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先生告诫：教师站在大学讲台上不能没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否则就不要上讲台。为训练思维能力，先生要我每周一下午到他书房，当面汇报一周的所学所思。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忐忑紧张，惟恐用心不够让先生失望。这样的训练坚持了近三年，终生受益。

　　先生教我怎样做人：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教师每一次都要满腔热情地走上讲台，全身心地投入。让我懂得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其全部人格、精神和智慧。先生身教言传、以身作则：去武汉开学术会，下午两点半的飞机，上午坚持听完我对《雷雨》、《日出》中周繁漪、周朴园、陈白露形象分析近三个小时的试讲录音，从内容分析的深度到音调语气的高低提出中肯意见，然后微笑着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启程了。”

　　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自暴自弃、沉沦堕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在能否继续上讲台的残酷竞争中，我几度在风口浪尖沉浮，面对超负荷的压力，无奈无助……我也曾迷茫、痛苦，一度想放弃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先生十分生气：“我原以为你很有志气、有毅力，殊不知你太经不起考验，在紧要关头竟如此脆弱！”一针见血、振聋发聩，我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先生在党委主持的老教授座谈会上为我大声疾呼，要保护扶持刻苦钻研、努力上进的青年教师。先生还特地为我书写了“自强不息”的条幅，我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就是奋力拼搏。座右铭贴在我的书桌前，镌刻在我心中，永远伴随我生命的春夏秋冬。先生八十四岁高龄时，又书写了“积健为雄”的条幅，不顾年高体弱，登上五楼，亲自看着挂在我的墙上，催我奋进。

　　世间真情弥足珍贵，让生活芬芳馥郁、温暖如春！学生永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