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轰炸”向日索赔第一人苏良秀返蓉
■四川在线记者吴楚瞳摄影赵霞
2014年6月4日，日本东京法院第29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一案。84岁的成都老人苏良秀作为成都向日索赔的第一位原告，也是作为受害证人，在庭上持续70分钟作证，并亮出73年前自己在大轰炸中留下的伤痕。6月8日深夜，苏良秀回到成都，她极度倦怠又如释重负地轻声说：“索赔这条路，一走走了11年，现在终于算是了了心愿。”
“受害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个地方说理了。至于今后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我留下这段材料，这段路我就结束了，后人和历史自会评说。”
——苏良秀
《伸张正义中国人》
身负重任离北京，民间索赔东京行。当年日军狂轰炸，家破亲亡劫后生。公堂对簿讨说法，正义伸张中国人。谢罪赔偿并问责，永离战争祈和平。而今中华谁敢辱，海陆空中四方巡。
——苏良秀写于4日庭审结束后
往事不堪回首 激励她坚强成长
史料记载，1938年11月至1944年11月，长达6年的时间里，日机轰炸成都至少21次。其中以1939年6月11日、1940年7月24日、1941年7月27日的3次轰炸最为惨烈。苏良秀生于1930年8月，当年家住成都八寺巷（现西华门街）。1941年“7·27惨案”中，她的祖母、母亲、姑姑和两个弟弟丧生。
核桃树下，失去5位亲人
记者：日军对成都进行轰炸前，家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苏良秀：我从小在八寺巷长大，就在附近的清真小学上学。那时候爸爸做牛肉生意，妈妈和奶奶就纺毛线织毛袜子一类帮补家用。我们家的家境还比较好，房子也挺大的，家里还有后花园。
记者：从1938年到1944年，日军对成都进行了21次轰炸。每次空袭警报拉响时，你们去哪儿躲？
苏良秀：后花园里有一棵很大的核桃树，爸爸妈妈说怕房子垮，所以每次我们就躲到核桃树下。
记者：“7·27惨案”中，您失去了5位亲人，那天的情形还记得吗？
苏良秀：我永远不会忘！那天是礼拜天，爸爸去了县里买牛肉，爷爷在清真寺做礼拜。上午飞机就飞来了，妈妈和奶奶带着我和弟弟们躲到核桃树下，其他的亲戚也来了，一共有10个人。大家都很紧张，没有人说话。这次轰炸前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炸弹落下来，但这一次，我当时就昏过去了。炸弹爆炸的火，把我的双手双脚烧伤，髋关节炸伤，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出院以后才知道，那么多亲人遇难。那棵核桃树，连根都炸翻了，炸出一个六七米深的大坑。
病床上躺半年，挨过小腿生蛆
记者：听说您当年在医院住了整整半年，那时您还不到11岁，是什么力量支持您熬过来的？
苏良秀：我醒来的时候，看到满地都是伤员。爸爸来了，我问妈妈在哪儿，他说在另外一个医院。有一天感觉左腿特别痛，医生打开绷带吓坏了，发现小蛆在爬。医生安慰我说：“那是苍蝇下的蛋，我给你弄走就没事了，以后你赶走就不会生蛆了。”当时我四肢全都缠着绷带，吃饭都是其他人喂，每次换药就撕心裂肺地吼、哭。
时间长了脑子就在转，周围的情况都很糟糕，爸爸又那么辛苦，我只有靠自己了。我开始自己躺在床上舀饭吃，换药的时候也不吼了。
记者：您出院后，一家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继续的？
苏良秀：出院后我才晓得妈妈、奶奶和两个弟弟都没了。72岁的爷爷从此卧床不起，两年后就去世了。小弟弟才两岁多，轰炸后昏迷了3天3夜才醒，智力受到了很大影响。家已经炸成了废墟，爸爸把我送到金堂外婆家，他带着弟弟继续做牛肉生意养活我们。1945年，我才从金堂回到成都考初中。
以第四名成绩，考上女子高中
记者：1945年，是日本投降的那一年。日本投降那天您在哪儿？
苏良秀：我就在成都，已经考上成都协进中学（现成都市二十八中）。那天我和我的毛根儿朋友高兴坏了，两个人身无分文，就在春熙路走了一天看热闹。
记者：当年您成绩应该是很优异的，后来上高中了吗？
苏良秀：因为受伤耽误了半年，我想把时间抢回来。1948年初中还没毕业，我就去报考四川省女子中学高中部。那年秋天去看榜，看到自己的名字是第四名，高兴极了。
记者：在您生活的年代，能够上高中的女孩子是不多的，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读书？
苏良秀：轰炸以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发奋，发奋突强才能不被欺负。我喜欢读书，我想只有读书才能让我变得更加有力量。
记者：您上高中后一年多，成都应该就解放了吧？
苏良秀：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30日解放军入城，大街上锣鼓架势（使劲）敲，我们也扯起嗓子唱，高兴得不得了。
11年漫漫索赔路 讨回公道的时机到了
1950年冬天，苏良秀高中毕业，到了当年的乐山专区夹江县做土改工作。后来，又到了西昌喜德县工作，直至1984年退休。2002年8月，苏良秀在媒体上看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走上索赔之路的消息，隐藏在她心里61年的疼痛开始翻卷。她知道，讨回公道的时机到了。
他鞠躬谢罪，这有点感动我了
记者：2002年之前，您没有想过找日本道歉索赔吗？
苏良秀：以前怀恨在心，总觉得这口气出不到，但不晓得咋办，根本没想过还可以去法庭问责。2002年听说重庆有了索赔团之后，我就去有关部门咨询，但没有结果。家里人都很支持我，2003年老伴大毛陪我去重庆见了重庆索陪团的负责人。消息传开后，开始有成都的其他受害人和家属联系我，每个月我们都定期在人民公园开会。但这么多年了，有好几个受害人都走了。
记者：2007年广岛之行，应该是您第一次去日本吧？几十年的仇恨，您怎么会相信来自日本的律师？
苏良秀：刚开始我是没打算去，后来广岛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由木荣司和一濑敬一郎参加了成都索赔团的会，还带来了一个声援团。当时会场很多人，一濑站在中间，向中国人鞠躬谢罪，这就有点感动我了。我想他们援助我是真的。那时候我身体还好，想到自费花点钱去也可以，跟日本民间爱好和平的人见见面。
赴日“战斗8天”，做好倒在异国准备
记者：这次去日本，您是背着一包药上的飞机，年纪这么大，您不担心有生命危险吗？
苏良秀：说实话，现在年纪大了，如果不是一漱律师感动的，我真有可能没有去东京。这几年他多次来成都搜集证据，今年4月，他专程来找我，说证人非我莫属。他确实非常诚心，这么多年无偿地帮我们。我下决心豁出去了，走前也做了思想准备，如果万一倒在异国他乡也无怨无悔，为国争光为受害者出气值得。
留下这段材料，结果已不重要
记者：您将这次在日本的经历称为“整整战斗了8天”。案件可能会在明年3月宣判，您有什么期待吗？
苏良秀：受害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个地方说理了。至于今后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我留下这段材料，这段路我就结束了，后人和历史自会评说。如果叫我再走，我也走不动了。我最大的希望是世界和平，战争危害性太大了。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