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家业被毁 童年在“跑警报”中度过

四川在线消息（四川在线记者 赵雨欣 摄影 华小峰）1938年农历12月26日，她出生于成都。在达朋芳的记忆里，童年都是在“跑警报”中度过。1941年7月27日，日本军方派出了108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达朋芳的亲人在这次空袭中被炸死，同时，左手的残疾是成都大轰炸留给达朋芳的永久的印记。

时隔74年后，达朋芳作为“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之一，在2012年10月1日这天，她站到了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以证人的身份，控诉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不管官司打得怎么样，只要能够站到东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这就是我们胜利”。

回忆1941年

童年在“跑警报”中度过

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侵入成都上空，进行了首次试探性轰炸，从此揭开了日机轰炸成都的序幕。从那以后，成都市区内的繁华地段便成为了日本飞机空投炸弹或用机枪来回扫射的重点目标，街道房屋被炸成了残垣断壁，无辜的成都民众遭到了肆意屠杀，也就是在这一次轰炸以后，成都的上空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声，此后只要听到这刺耳的警报声， 数以万计的居民就纷纷关上店门，跑向城外避难。当时人们把这一幕称为“跑警报”。

1938年12月26日，达朋芳在成都出生，在达朋芳的记忆里，童年都是在“跑警报”中度过。“从我记事开始，只要听到警报声，我就会颤抖，因为那意味死亡。”达朋芳说，用血流成河、尸横片野来形容当时的成都一点也不为过，“随处可见尸体，有人的肠子挂在树枝上，有人的手脚被炸的搭在了电线杆上”。

要知道在当时，无论是白天黑夜，如果空袭警报一旦响起，按照政府当局的规定，街面上的人都应当立即躲避疏散，“要嘛找建筑物藏匿，要嘛赶紧往城外的开阔地转移，跑警报成为人们保命的主要方式。”达朋芳告诉记者。

同时，当时政府要求市民晚上一切灯火都要熄灭，白天不允许穿鲜艳醒目的服装，以免暴露目标，引来敌机轰炸。“那时候哪个敢在街上吸烟，都会遭到臭骂，如果还不灭掉，说不准还会挨顿黑打，可能还会被认为是汉奸，被赶来的宪兵警察绑个严严实实。”达朋芳说，“敌机轰炸时，但凡是想留得性命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暴露目标，成为活靶子，所以往往是躲都躲不及。”

然而，1941年7月27日这天，日本军方派出了108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达朋芳的亲人在这次空袭中被炸死，同时，左手的残疾是成都大轰炸留给达朋芳的永久的印记。

记忆中的家

2枚炸弹炸炸毁达家家业

说起家谱，达朋芳告诉记者，爷爷曾是成都数一数二的宰牛能手，“我曾听妈妈说，爷爷一天能屠宰108头牛，”也正因为这样，达家祖祖辈辈靠它维持生计，这算是达家的家业。

历史记载，1941年7月27号，日本军方派出了108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投下了445枚炸弹，导致689人死亡，1368人伤残，毁坏民房3203间，是成都遭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也是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1941年的这次大轰炸，炸毁了达家祖孙三代生活的房屋，还炸毁了达家家业。“我们家中了2枚炸弹，房子被炸没了，家也因此没了，亲人只能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了，”达朋芳说，“也是那时，爷爷的屠宰场被咋没了。从那以后，家人只能靠为别人打零工过活。”

当因战争而失去了亲人、家园时，是怎样的感受？达朋芳几度哽咽，“在这次轰炸中，我左手因脱臼，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终生残废了。医院里伤员太多，一个亲戚的腿长蛆，没及时救治，导致最后也残疾了，家没了，亲人也没了”。

有很多人问过达朋芳，只身一人冒险去日本上庭的意义在哪里。对此她回答说，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向日本政府施压，日本法庭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态度才会被扭转。“不管官司打得怎么样，只要能够站到东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这就是我们胜利”，达朋芳说。

同时，达朋芳表示，“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我世世代代都会将这场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公开像我们赔礼道歉，并作出经济赔偿”。

时隔74年

她借钱只身一人上日本法庭索赔

2012年10月1日，成都大轰炸诉讼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76岁的退休教师达朋芳将以证人身份参加成都大轰炸诉讼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6次开庭审理。

今日，达朋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在1941年7月所经历的一切。

1941年7月27日这天，108架日本敌机狂叫着出现在了成都市区上空，投下的大批燃烧弹，致使盐市口、春熙路、南新街、北打金街、天仙顺城街等多条街道，大火冲天，延烧房屋上千间。那年，达朋芳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当时，我蹲在院子里玩耍。突然，听到警报声响起，我母亲特别着急，一下把我从地上提起来甩到背上就跑，”接着，2枚炸弹从天而降，“分别投到了我家的中院和后院，房屋全被炸毁了”。虽然在母亲的拉扯下，达朋芳躲避了炸弹，“情况紧急，不曾想，我的左被拉脱臼了，”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达朋芳烙下了终身残疾。更不幸的是，“我表姐家在屋子里有10个人，当场就炸死了6个，”同时，达朋芳回忆，“母亲娘家这边，我大外婆和一个大表哥，还有一个表叔也被炸死了。”

76岁的达朋芳在“7.27惨案”中受伤，并失去多位亲人。2012年她只身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地方法院的开庭审理，“只要能够站到东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这就是我们胜利”，达朋芳说。

回忆起去东京的控诉经历，达朋芳说：“当时我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要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去日本的路费是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好在得到一些爱心人士的捐赠，凑够了1万元钱后，达朋芳便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到日本后，得到中日爱好和平的友好人士的帮忙，我在日本的吃、住全免了”达朋芳说，其中，一位日本作家在赠予达朋芳一本书籍的赠语里鼓励的写道“请不要孤立自己，勇敢生活，等待判决的胜利”。

“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家属之一：

哥哥在大轰炸中身亡 受害者家属要求日本谢罪赔偿

1945年农历4月18日，她出生于成都。1941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成都人民公园一带，17岁的舒兴明在这次空袭中被炸死。在随后的逃生中，舒术群的家人相续病死途中。

家，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亲人，在逃生中先后离世。作为受害者家属的舒术群也想向日本政府讨回一个公道。

今日下午，记者见到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家属之一，舒术群，并听她讲述了1941年成都大轰炸时，舒家发生的一切。

从舒术群懂事起，母亲就重复给她讲着一个故事：1941年以前，舒家有3个孩子，2个男孩，一个女孩，老大17岁，上高中，成绩优异，一家人靠种田维持生计，父母勤劳努力，生活的很幸福。

至到1941年7月27日，17岁的舒兴明与父亲在自己田中种地，听到警报声和轰炸机轰鸣声，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来不及躲避，一枚炸弹在田附近爆炸，我哥哥被炸弹的冲击力弹到了墙壁上，然后从墙壁弹到了地面，在地上滚了几个圈后，他的肚子破了。”舒术群回忆着母亲曾给她说起的这个故事。接着，舒术群说，“哥哥死了，家也没炸没了，父母带着另一个哥哥和姐姐逃到了马边，没有食物，体力透支，条件极差，在逃生的途中，哥哥和姐姐都相续病死了。”

因为家里的孩子都相续离世，舒家夫妇于1945年生下舒术群，并嘱咐舒术群，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舒术群说：“我只希望日本政府，能为这段历史谢罪赔偿”。

延伸：“成都大轰炸”赴日诉讼之路

2005年开始

重庆地区的受害者自发组成了对日民间索赔团。

2006年

日本律师邀请成都受害者参与诉讼。

2008年7月3日

成都22人对日民间索赔团在日本东京正式提出诉讼。

2010年1月27日 东京地方法院进行“成都大轰炸”索赔案的第12次开庭审理。

2014年6月30日“成都大轰炸”索赔案最后一次庭审。

2015年3月案件有望作出一审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