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届市长葛红林:13年前曾被告诫同流不合污
新华网记者侯大伟、周范才
“‘同流不合污’这句话的版权不是我的。”曾因这五个字而一度被媒体聚焦热议的葛红林，在告别成都市长一职之际向记者再次澄清说，“那是13年前我到成都挂职前，中组部一位领导送给当年到西部挂职干部的一句告诫。”
对于做了三届成都市长的葛红林来说，当年这五个字的告诫，恰成了他随后13年的为官之道，也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为“不合上级的污、不染同级的污、不沾下级的污”三句话，更获得了“清正廉明”“干活拼命”的民间评价。
10月20日，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在中铝公司干部大会上宣布，葛红林出任中铝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在干部大会上，王京清代表中央评价说，葛红林担任成都市长十多年来，敬业务实勤政，坚持科学发展，工作富有激情，业绩比较突出，作风朴实深入，要求自己严格，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三年前，葛红林曾以《当好城市CEO》为题在新华社四川分社与记者交流的时候，提出了职业化市长的概念，并陈述了自己对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两种岗位的价值观，前者是体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后者是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三年之后，曾以央企高管身份挂职西部副省级干部、开始十余年政府管理的葛红林，再次踏入央企担任高管。
2003年，葛红林上任成都市长时，个人愿景是做好第一届市长，实现本科毕业；做好第二届市长，达到硕博连读。而事实上，葛红林分别于2003年、2008年、2013年连续3届高票被选举为成都市副市长，早已超越了自己预期中的硕博连读。
“市长不是想就能当好的。”葛红林对记者说，他一直将市长当作一门科学工程在研究，如何当好一个职业化的市长是他思考也实践了11年的话题。
葛红林首次将市长定义为城市CEO，还是在2008年。这是他所能忆起的最早表述，在参加中国市长论坛时葛红林提出市长从事的是一门城市的科学工程，包涵众多而又复杂的变量。葛红林说，这是一门不比一个企业或者一项工程的管理学术性弱的学科，因而不能将市长视为一个非专业性的官位
这与葛红林早年的履历相符。
在来到成都之前，葛红林是一位钢铁专家、工程师。早在1984年，他曾获得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系的工学硕士，后又成为北京钢铁学院和加拿大温莎大学联合培养的工学博士。
葛红林是江苏南通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进入上海钢铁研究所，由此开始了他在钢铁系统近17年的从业资历，直至后来出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宝钢研究院院长。
改变自2001年开始，葛红林成为中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干部到西部地区的第一批126名挂职锻炼干部之一。这是中组部为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而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干部交流举措。
这年10月25日，中组部在北京举行的挂职干部会议上，葛红林作为挂职干部代表进行了发言。这原本只是为期两年的一次挂职锻炼机会，但当5天后葛红林飞抵成都时，却再也没有离开。这一年，他4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2003年8月，就在葛红林两年挂职届满之际，他被组织上确定为成都市长候选人。8月30日，在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631名人大代表以626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选举来自上海的挂职干部葛红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
这是做了多年技术高管的葛红林迎来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角色转变。他向记者坦承当初的心迹是：“甘当一个职业化的市长。”他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清晰的“职业目标”：做好第一任期、实现本科毕业；争取做到第二任期、达到硕博连读。
5年后的2008年1月18日，在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609名人大代表以606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第二次选举葛红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第二次当选后不久，中组部曾找到葛红林，征求其对今后工作岗位的意见。葛红林回忆，当场表态的同时还亲自以书面形式请求组织，“让我在成都市长岗位上做满或基本做满第二届。”
此前一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成都作为毗邻震中最近的特大城市，让葛红林迎来了市长任上最大的一次挑战，也带给了他施展抱负的广阔空间。葛红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下了他当时新的决心：“一定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灾区的凤凰涅磐。”
依然出乎葛红林预料的是，就在他第二任期快要届满的时候，2012年12月6日，葛红林得到确定的消息：组织上决定将他继续作为下届市长候选人。一周后，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称，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此前，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书记、市长约十年之久。
葛红林不得不临危受命。2013年3月2日，在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640名人大代表以639票赞成、1票反对，第三次选举葛红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
这是打破常规的一次少有例外。第三次当选成都市长后的葛红林，代表新一届市领导班子发言时说：“信任，是人世间最可贵的财富，人民的信任，则是对政府公务人员的最高褒奖。我衷心感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
是历史把我推到这样一个位置
葛红林曾设想过推动他孜孜不忘的城市工程管理纳入学术研究范畴。据葛红林的亲笔记录，他曾向中国工程院的一位领导建议，既然其它的工程管理能纳入工程院的管理学部，那么城市工程管理更有理由被纳入，由此就可以开辟“市长院士”的申报和评选。
“这不同于‘院士市长’”。葛红林向新华网记者解释说，后者是当选院士后再去当市长，而他设想的“市长院士”将成为一个新的工程管理分支。在葛红林看来，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吸引全社会更多力量重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学研究之外，能激发市长们不去在意城市及市长行政级别的高低，而把市长岗位真正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职业来从事。葛红林说，“‘市长院士’会更在意将城市建设得更美好、管理得更科学，从而真正涌现出一批职业化的城市CEO。”
只是，城市管理并不总是能按步就班。遭遇512汶川地震，或许是葛红林市长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战。葛红林庆幸的是，他的专业素养曾让他大为受益。
地震发生时，葛红林正按计划会见富士康公司客人，走到距离会见厅5米时，会见厅的门开始剧烈抖动，一场不期而遇的巨大灾难发生了。
葛红林立即跑到成都市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打开覆盖全市的“天网”视频监控系统，数百万的市民纷纷跑出家门，聚集在街头惊魂未定；各种伤亡信息不断传来，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紧急向成都聚集。
作为毗邻震中最近的特大城市，成都的有序和正常运转成为抗震救灾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作为成都市长，葛红林说，“是历史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
天色渐暗，街头上依然是惊慌不敢回家的市民。所有人都在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和专家肯定的答案，但没有人现身回答。“我理解他们的难处。”葛红林说，但他决定自行发表一个电视讲话。
2008年5月12日晚上20点26分，葛红林出现在电视上，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当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在葛红林看来，这是当时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也是当时市民最想听到的。
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提醒葛红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领导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我摇头否决了。”葛红林对新华网记者说，“那个时候做不做决定、做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
“必须确保主城区不能乱。”这是当天摆在葛红林面前的最大压力。他决定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承诺，“市长说可以回家了。”葛红林说，这个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功底。
“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葛红林分析说，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他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为了使自己的分析更具权威性，葛红林曾找到成都市地震局的专家征询意见，但依然没有人敢于明确表态。葛红林最终自行拍板决定，劝告市民当晚即可放心回家。“这是一次承担了风险的艰难抉择。”葛红林向新华网记者回忆说，在当晚电视讲话后不久举行的成都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他首次袒露心迹说，“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
市长之道：对上不依附，对下不团伙
“城市CEO”是葛红林亲自定的题。目前，已经成稿近30个系列，既有关于当市长的“理念与方法”，也有涉及成都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施政内容的详细思考和记录。
他在市长任上经历的两次大地震，分别亲自执笔写成《512地震一周记》、《420地震一日记》。新华网记者翻阅发现，其中详细记录了葛红林从地震发生以后，作为市长的他如何启动市政府应急体系的全部过程。在看到常不为人知的权力系统运营轨迹之外，更多的是葛红林在记叙过程中的总结和反思。
“内容是我自己的语言。”葛红林向新华网记者介绍，担任市长十年中他一直有随手记录工作日志和进行资料整理的习惯。他从市长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里面详细记录着某一年他作出的全部批示索引，葛红林简单地数了下有4311条。
“这十年我的每一条批示都可以轻松地查到。”葛红林介绍，每作出一个批示他就交代工作人员全部复印，然后扔到一个专门的档案盒里，月底的时候装订成册，年底的时候再编成索引，一年一册。市民写给市长的信、市长热线每天整理出的电话记录、信访局报告的信访线索等等，这十年来葛红林的每一件回复、批示、督办过的事项也同样依照类似办法一一整理。
这仅是资料整理最低档的工作。葛红林介绍，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确定编排框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类搜集对应文件的同时，他会亲自拟定提纲，将政策、决策出台前后过程，以及他作为市长的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葛红林也从这十多年记录中寻找很多“官场”的规律。比如，关于他的各种新闻报道也被一一整理出来，刚到成都挂职时，葛红林作为副书记的一年半内报道很少，成册极薄，当选市长后翻倍增加。“这说明我们的新闻报道仍是与官位息息相关的。”葛红林说。
对城市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认真记录和思考之后，葛红林发现“人因问题”始终是施政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比如决策失误，以及领导干部只知唯上不为实。葛红林说他不反对官员努力“往上爬”，关键是出发点和方法论都应该坚持“纯洁”二字：用老百姓拥护的政绩作为升职的资本，而不是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走关系”。
“权力关键要透明。”葛红林说，市长需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同时要深怀敬畏之心。“比如，作为市长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你要有这种底线。”
不依附、不吃请、不团伙的葛红林在离任成都市长之际，成都的干部群众纷纷表达不舍，川内媒体商界也报以掌声慷慨赞誉，正可谓“政声人去后，口碑闲谈中”。
他说过33得9，不如25得10。这是上任之初，有官场人士提醒他，在成都、四川的仕途可以分为3个3年，那就是市长、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但他在成都市长的位置上却干了2个5年多。
中央一再强调干部任用要确立注重品行、崇尚实干、群众公认、注重基层、科学发展、鼓励创新的导向，特别是要重用那些有担当、有作为、有口碑的干部。但坊间却认为，一个3届11年的市长恰好说明，目前中央强调的六大用人导向与真正落实到位之间还有不小一段路要走。
有网友在新华网熊猫社区上留言评论说：“人家读小学的时候，你是成都市长；人家读研一了，你还是成都市长。这是成都之幸，却是为官不幸。那么问题来了，谁将接任成都市长呢？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三届市长应该不会再有了。”(完)
文章关键词： 葛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