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变乌克兰：战火背后的大博弈

　　本刊记者/曹然 霍思伊

　　2022年3月8日，俄乌军事冲突进入第13天，这场战事将持续多久尚未可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其影响深远。

　　当地时间3月7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政府间的第三次和平谈判，在3个小时“不太顺利”的对话后结束。从2月25日双方首次进行和谈接触、但因谈判地点分歧而破裂以来，和平努力已经中断过四次。这一次，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说，俄方希望双方能签署至少一项有关军事或政治协商的协议，但乌方表示要把谈判文件都带回去研究，他希望下次双方可以迈出“更实质性步伐”。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日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计划在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的参与下，在本周于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外交论坛期间进行接触。当天早些时候，塔斯社援引恰武什奥卢的话报道，俄乌外长可能会于3月10日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间隙以三边形式举行会晤。

　　但无论是停火呼吁、“人道走廊”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的“三个基本要求”，所有能拿出来的解决方案，在2月24日俄乌全面冲突爆发前都已被提出过。没有任何方案得到各方步调一致的同意。

　　在政治人物穿梭往还、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局部冲突演变为全面军事冲突，有限度的军事行动逐渐升级，历史名城哈尔科夫的地标建筑被炮火摧毁，花园城市基辅中躲在地铁站、防空洞或地下室的200万市民即将陷入合围。

　　缺少共识？缺乏互信？没有默克尔式的“桥梁”人物？甚至是世界在回归“从实力出发”的现实主义？人们提出种种观点与假说，试图去分析和研判当下和过去发生了什么，未来又将有何改变。

　　“这场战争可能会造成全球性的冲突恶性循环，所以当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危机升级，然后再看看欧洲大陆的稳定和安全有什么解决方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说，“最终，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意识到，只有双边和多边的对话交流，才能加强所有人的安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8日下午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峰会时表示，当前，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深感痛惜。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我们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推动双方维护谈判势头，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我们要呼吁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莫斯科的目标

　　“有些人一开始把俄军看成巨人，现在又把俄军看成小矮人”。针对西方世界一些鼓吹乌军“胜利”的言论，美国陆军退役准将瑞安近日警告称，战场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依然是乌克兰军队，“他们有两种可能：被俄罗斯军队分割包围，慢慢蚕食；或者能跳出被孤立和切割的状态，进行一些‘闪击行动’。当然，现在他们还有足够的能力撤退。”

　　3月6日，随着基辅东西两侧的俄军集结兵力，攻占距城区仅20公里的安东诺夫机场等要地，乌克兰军队收缩防线，开始准备基辅围城战。当晚，泽连斯基在基辅的总统府办公桌后发表了 9 分钟的演讲，称乌克兰军队还在坚守阵地。他说，自己会留在基辅，“不怕任何人”。

　　基辅州议员多曼（化名）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基辅当局已经在供水、食物、药品等方面做好补给。他还表示，虽然已经遭受了10天的轰炸，但当前基辅城内“士气很高”，因为直到3月7日，基辅西南方向乘火车或汽车离开的路径一直畅通，所以“准备离开的人中，80%已经离开了”。

　　然而，军事专家们警告称，最残酷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开始。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俄军采取的作战手段较为有限。俄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24日全天俄军空军和导弹部队仅摧毁80余处军事设施。但到2月28日，俄军空袭和导弹摧毁的乌军军事设施已突破1000处，3月7日，该数据已上升到2300余处。

　　科尔图诺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俄方的角度看，当前战局结束只有三种可能：第一，俄罗斯基本完成其军事任务，行动结束。第二，俄军行动在未来一段时间仍遭遇重大阻力，被迫通过谈判实现部分目标。第三，外部国家或组织提供了一种比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更有利的选项。

　　普京通过这次军事冲突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除了对乌克兰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乌克兰保证中立地位——俄罗斯在战前向北约及美国提出的要求主要是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不在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且不在1997年后“东扩”的全部东欧国家部署联军部队。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汪宁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本次军事冲突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进入第三阶段后的一步。

　　在最初两个总统任期中，普京基本延续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方针，与美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多元的外交对话方式，寻求通过和平手段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未能成功。2008年到2014年，普京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但依然尽力修复和西方、特别是和欧洲的关系。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被北约围剿、地缘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一个过程，而且到乌克兰时就不再有退路。”汪宁说，“虽然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很多，但也有三个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俄罗斯人认为是最核心的斯拉夫文化圈。”

　　因而，汪宁将2014年至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一系列行动视为普京安全战略的“第三个阶段”。当普京在2月21日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乌克兰历史上与俄罗斯的同源性，他事实上是希望以“俄罗斯世界”的概念巩固与周边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区域各国的稳定关系。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守住核心安全区域，从文化的角度上则是为了保存斯拉夫文化的生存空间。

　　科尔图诺夫则指出，在巩固周边关系后，莫斯科更长远的目标，是要和这些国家一起，与北约及欧洲国家建立新的欧洲安全秩序。“西方国家对和俄罗斯打交道有很多偏见和保留，有很多制裁，没有信任。也许基于一个更多边的机制更容易和北约合作。”他表示，“有些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但欧盟会觉得相比和俄罗斯对话，和欧亚经济联盟互动更加容易。”不过，他和汪宁都强调，这种理想情况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干预。

　　 谈和的障碍

　　当前泽连斯基与美方及乌克兰政府内部分高层的分歧，远不止拒绝离开基辅这么简单，一位曾在乌克兰政府任职的专家3月5日受访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对于普京提出的三个和平“基本前提”，乌克兰政府中的一些决策者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抵触。

　　“中立主要是不加入北约，政府基本同意这个条件。非军事化在有莫斯科和西方共同协议保障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乌克兰政府不可能承认克里米亚独立，但现阶段要想实现停火也只能接受现状。”他说，“真正困难的是，非军事化等问题涉及宪法修订，政府必须将谈判结果提交议会审议，但当前乌克兰国内形势及美方的立场，都导致这样的协商不可能完成。”

　　军事冲突爆发后的一次研讨会上，《欧洲之门》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蒲洛基在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2014年以来俄乌的冲突局势极大地增强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觉得普京可能没有意识到，乌克兰政府“巩固了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概念，这成为了乌克兰军队和民众行动的基础”。因而，2月24日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多数乌克兰守军没有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那样一触即溃，这使得俄军在开战后的48小时内未能取得绝对优势。

　　但这种情绪的升腾，也导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就职总统之初曾畅想的“与俄罗斯和平解决争端”在国内难以得到支持。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政治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洛夫克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现在乌克兰民众的心理是“反对军事冲突，期待和平，但拒绝对俄投降”。

　　作为支持泽连斯基的执政党议员，多曼也认为普京的三个要求“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总统永远都不会答应”。长年说俄语的他观察到一个现象：此前身边人说俄语和说乌克兰语都很寻常，但开战之后，所有人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对话了。

　　除了内部因素，华盛顿也强烈反对乌克兰政府基于普京提出的条件对俄妥协。3月6日，乌方谈判代表、执政党领导人阿拉哈米亚首次对外披露了乌克兰可能答应“中立”和“非军事化”的条件，即未来不再考虑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并可以接受多边安全保障机制。但他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乌方还要与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对话。

　　但是，3月2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中，美俄军方和情报高层定期会晤的机制“易北河集团”美方负责人、前美国驻俄罗斯武官凯文·瑞安透露出，因为美俄之间没有互相信任，美方人士多反对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提出的“非军事化”条件。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确了美国政府能接受的“和平方案”：俄罗斯从乌克兰全面撤军，以换取美国和西方世界解除部分对俄制裁。否则，美方还可能启动石油禁运等升级制裁措施。

　　撤军能换取解除的制裁具体是什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美国担任执行董事的道格拉斯·雷迪克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制裁是“谈判工具”，哪些制裁是“惩罚措施”。他指出，那些针对普京个人及寡头的制裁是“可谈判”的，但美方以限制技术出口为中心的核心制裁措施，目标不是为了做谈判筹码，而是“为了孤立俄罗斯经济，并彻底剥夺普京在后化石能源时代的经济发展权”。

　　一位参与过多项对俄制裁决策的欧洲高校研究员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美国政府希望的谈判方向更接近美伊、美朝谈判，即以对美方而言不甚重要的制裁，换取对方的核心利益让步。他表示，涉及对俄技术问题的制裁措施“并不是临时才制订的方案，只是找到了实施的时间”。

　　一些美方分析人士甚至提出，因为泽连斯基在撤退与和解的具体选择上与华盛顿的方案有偏差，美方可以寻求换掉泽连斯基。“如果泽连斯基被从（谈判的）‘等式’中移走，也许和平更有可能。”一位中情局出身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官员近日在一场研讨会上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他应当只想结束流血和伤亡……有人将不得不离开。”

　　莫斯科没有积极回应美方提出的“交换条件”。普京3月5日表示，制裁“就是军事冲突”，只是俄罗斯还没有开始反制。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沃尔茨认为，美方当前的态度实际是对和平起反作用。“我担心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军事冲突的进程中‘加倍下注’，却忘了这些做法正是俄罗斯选择军事冲突的原因。”

　　 军事冲突本可避免？

　　“我不认为军事冲突是普京一开始的计划。”渥太华大学的乌克兰裔政治学教授伊万·卡查诺夫斯基说，“我们曾有很多次实现和平的机会，但乌克兰、美国、欧洲、俄罗斯……我们所有人错过了所有机会。”

　　2022年2月16日早上，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两军的紧张状态不同，东边零星的战火没有影响基辅的平静生活。多曼来到议会大楼，参加休会期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议员们讨论了2022年的预算案，然后将话题转到直线距离二百公里外俄罗斯正在边境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简单讨论了一番，不觉得军事冲突会发生。”多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这一天是美国情报机构首次预测的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间。但多曼这样的基辅政治人物早已“习惯”了军事冲突警报。八年前，被视为“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亲欧盟”抗议活动引发的暴力动荡局势后下台。俄语人口占比超过九成的克里米亚州随即公投并入俄罗斯，东部紧邻俄罗斯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州分离武装也宣布“独立”。交战各方次年达成“乌克兰尊重自治，自治政府不独立建国”的《明斯克协议》，但停火线上的小规模冲突从未间断。

　　然而，到了2月23日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到不对劲：乌克兰议会、政府、军方及银行网络系统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在乌方的研判中，这被视为“入侵的前奏”。泽连斯基立刻请求和普京通话，被拒绝。几个小时后，2022年2月24日凌晨5时许，多曼和洛夫克都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多曼拉开窗帘，看到亮光映照了夜空。他打开手机，这一次议员们不再需要更多的时间判断：21世纪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爆发了。

　　 俄、乌如何走到了这一步？

　　2021年春天，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明确“重返欧洲”后，俄罗斯军方集结多支两栖登陆部队在克里米亚举行大规模协同登陆演习，地区局势逐渐紧张。当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日内瓦签署有关“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但未能阻挡美军向德国、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增兵，俄军向俄乌边境及白俄罗斯地区增兵的趋势。

　　与此同时，身处漩涡中心的泽连斯基试图利用紧张局势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2021年9月，泽连斯基就职总统两年来首次访问美国，乌政府高层此后也多次访美，除了直接寻求“入约”支持外，基辅当局也试图通过扩大美乌“防务战略合作框架”、寻求美军直接在乌本土部署防空导弹等方式，间接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

　　与欧盟一体化是2014年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加入军事同盟显然更敏感。但泽连斯基政府预计，俄军的目标不是军事冲突。“当时乌克兰政界的观点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扎15 万大军，对俄方有利。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的经济稳定，吓跑了投资者和大企业，而俄罗斯却可以继续和欧洲做生意。如果不开战，国际社会不会真的干涉。”多曼回忆道。而在此背景下，抓住机会加入北约既能实现乌克兰宪法的目标，也能完成泽连斯基的竞选承诺。”

　　2022年1月上旬，美国、北约、欧洲安全组织与俄罗斯的副部长级官员们第一次坐下来，用三个半天的时间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俄罗斯方面拿出一份“安全保障草案”，处于首要位置的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1年开启的进程，2019年被乌克兰议会写入宪法。现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民众承诺的“加入时间”是2024年。

　　华盛顿和北约拒绝答应俄方的要求。俄方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科尔图诺夫指出，此前北约曾多次暂停向俄罗斯边境“东扩”的脚步，但又五次重启扩张，逼近俄罗斯。考虑到双方“没有任何信任”，俄方才提出需要有法律约束力的“不扩张到乌克兰”的正式保证。但更重要的是，“俄方试图向西方伙伴们解释：西方国家在规划欧洲战略时，不应忽视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利益”。因而，对于具体的军事部署后撤、增强透明度及乌克兰危机降级等事宜，谈判的大门依然打开。

　　1月中旬后的新动态也显示出这种趋势：美俄之间不再直接谈判，转而由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的顾问通过四国“诺曼底集团”对话机制，寻求可能的局势降级方案。

　　前述曾在乌克兰政府任职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时一种让乌克兰“中立”的观点被提出，即以“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作为交换条件，让泽连斯基政府充分执行《明斯克协议》，同时不再加入北约，保持军事中立。

　　不过，他承认当时莫斯科不可能接受这一条件。2014年危机之前的四年间，普京曾以多种方式试图阻止乌克兰和欧盟签订一体化协议。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发展道路选择之争”，并成为乌克兰爆发大规模亲欧盟抗议浪潮的导火索。

　　远在华盛顿，一些美国前高官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德、法领导人可以通过私人信函对俄罗斯作出非正式承诺，不会在北约投票中支持乌克兰。2008年被法国、德国共同否决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事实上被搁置。科尔图诺夫表示，这不是俄罗斯想要的结果，但并非是不能接受的暂时性条件。直到军事冲突爆发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普京的密切通话也一直没有中断。

　　“事后看来，泽连斯基选择了一个高风险的方案。”军事冲突爆发后，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沃尔茨评论道。卡查诺夫斯基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方分析人士将局势升级的责任都推给泽连斯基并不合适。20年前小布什打开“潘多拉魔盒”时，不仅德、法等欧洲主要国家不支持该决定，也有美方高层官员质疑：如果俄罗斯真的与乌克兰开战，北约真的会为了基辅动用核保护伞吗？“但当时，北约的判断和战前的泽连斯基一样：俄罗斯不会发动军事冲突”。

　　曾担任北约联军副参谋长的北约问题专家、匈牙利国立公共服务大学教授佐尔坦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北约确实低估了军事冲突风险。直到2月21日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离地区“独立”，北约依然认为这最多是“2008年普京对格鲁吉亚的方式”。

　　八年前，这种选项也放在普京的桌上，当时更严厉的选项就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冲突，更缓和的选项则是仅收回克里米亚、不承认分离地区独立。普京选择了后者。因而，北约认定莫斯科即将走出的是“第二步”。佐尔坦说，对这种局部冲突的风险，北约没有介入的意愿，但也没有让步的兴趣。

　　在各方都不愿妥协的背景下，“诺曼底集团”于2月10日在柏林召开会议时，没有任何局势降级方案能够让四方达成共识。数小时的交锋后，谈判以不发布任何联合文件或声明的结果告终。科尔图诺夫透露，从这一刻起，莫斯科认定“继续谈判是浪费时间”，从而在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问题上下定了决心。

　　佐尔坦指出，柏林谈判破裂后，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透明的军事沟通渠道。2014年后，北约就中断了与莫斯科“互相通报重大军事调动”等“技术性沟通”，仅保留了谈判重大政治问题的机制。当美国常务国务卿舍曼和俄罗斯副外长进行2022年首次、也是战前最后一次俄美高层面对面会晤时，双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指责对方的军事行动没有透明度，又耗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向对方解释己方的行动没有特定敌意。

　　相比之下，俄乌双方未基于《明斯克协议》或诺曼底集团建立起有效的军事沟通渠道，显得更为致命。美国国防部在1月下旬开始授权多项向乌克兰出售美制武器的合同，虽然挑选的是非进攻性且落后的装备，试图避开莫斯科的“底线”，但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透明中的不信任。

　　 最重要的博弈尚未开始

　　以俄乌军事冲突为标志性事件，美、欧、俄在正以激烈的方式重构欧洲的军事、政治，地缘战略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塑。

　　乌克兰军事冲突爆发前，拜登多次向欧洲增兵；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协同欧洲及印太地区盟国，对俄罗斯发起一系列“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这一度让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增强了美国对北约及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但人们很快发现，欧洲的政策调整已经超出了美国的“理想范围”。

　　2月27日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因为“西方在经济领域采取不友好措施，北约成员国高官对我国发表咄咄逼人的评论”，他命令将装备核武器的俄军战略威慑部队升级特殊战备状态。结合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称“要么制裁，要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言论，西方世界陷入了冷战以来的第一次“核恐慌”。

　　当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德国今年将追加一千亿欧元预算用于军事建设，且今后每年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将超过2%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身处三党联合政府，但朔尔茨在宣布决定前只和财政部长林德纳讨论了这一决定，然而联合政府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均表示支持这一决定。被视为“吝啬鬼”的林德纳是著名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但这次也主动站出来表示：“现在是花钱而不是存钱的时候。”

　　“2014年时，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防长先后出来讲话，说德国的安全政策必须改变，必须自己负起责任，但没有谈论任何细节，也没有后续行动。”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施特尔岑米勒指出，“这次德国政府的动作意味着真正的、巨大的、迅速的转向。”

　　就连长期将中立奉为圭臬的瑞士也开始抛弃其在欧洲事务中的传统角色，对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支持，而持普京希望将乌克兰“芬兰化”观点的人惊奇地发现，芬兰也已步瑞士的后尘。

　　“欧洲人突然从永久和平的幻象中醒来，然后发现自己没有应对能力。”在大洋彼岸，保守派政论作家弗里德曼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尔茨、米尔斯海默异口同声地分析称，一种新形式的“冷战”即将到来，欧洲文明已经濒临战火，而现实主义的理论将在国际关系中回归主流，紧张的安全意识将笼罩在人类的下一个十年……

　　沃尔茨指出，乌克兰军事冲突确实打碎了欧洲主要国家对“永久和平区”的幻想，但除了让它们在短期内与美国保持统一战线外，军事冲突也激活了欧洲对防务和军费的重视。而2008年以来欧洲战略自主进展缓慢，最关键的原因正是欧洲自己的军费不到位。这次“觉醒”最终指向的，还是欧洲战略自主。

　　一位不愿具名的欧洲高校研究员曾是沃尔茨的学生，他观察到，“事实上，一切改变都是持续变化而非瞬间发生，顶尖思想者也会基于新的变量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从2月24日到3月6日，沃尔茨已经公开提出过至少三套不断更新的欧洲秩序“新路径”，齐泽克也已发表了三次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评论。

　　如果将思想者们的争论焦点拆分成“战争回归”与“欧洲觉醒”两个命题，前者确实得到了一些证据支持。2021年初时，负责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发布报告称，人类已经陷入“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人道危机。在2020年的纳卡战争、埃塞俄比亚内战和2021年的阿富汗战争后，世界上有21个国家正处于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每一场冲突每年至少造成1000名以上的平民遇难。

　　而“欧洲觉醒”的症结在于：2021年默克尔辞任德国总理后，没有领导人能接替她在西方世界与克里姆林宫之间搭建“桥梁”，从而保证欧洲安全秩序的协调。

　　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尝试。2月20日，他和普京在一天内进行两次通话，共同同意举行乌克兰、欧洲和俄罗斯三边会谈，并提议要举行美俄元首峰会。但一天之后，普京就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此后，虽然马克龙和普京保持频繁的电话沟通，但在人道走廊、和平谈判等具体问题上，二人虽有共识，让共识落地的速度却并不快。

　　此前，马克龙一直主张比默克尔更激进的欧洲战略自主。直到2022年1月，他还在公开演讲中强调欧洲的未来是“去北约化”后和俄罗斯谈论新的安全秩序。汪宁指出，如今，马克龙终于找到“接班”默克尔的机会，但却不具备应有的基础。“默克尔生长于前东德地区，俄语说得也非常好，而且经历过冲突和冷战，与普京又是同龄人。”他说，“而马克龙呢？他在演讲中提到：没想到书中描绘的战争场景会出现在现实中。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年龄和经验。”

　　缺乏领导力的欧洲还将迎来一系列战争的“次生灾害”。在最近更新的观点中，沃尔茨和齐泽克都指出，欧洲“觉醒”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乌克兰难民危机。已有超过150万难民逃往欧洲，更多难民到来的压力很可能使欧洲重新调整政策，以经济条件换取乌克兰非军事化，从而支持俄乌之间的和平进程。

　　此外，考虑到欧盟成员国此前每年的国防开支已经是俄罗斯的4倍，一旦欧洲扩充军备、增长军费，是否会引发莫斯科的不安，造成新一轮军备竞赛？而处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乌克兰，是否会成为长期的“火药桶”？

　　不论认为俄乌军事冲突是短期还是长期军事冲突，受访专家们都强调，长期政治博弈还没有真正开始。“现在，俄罗斯的目标没有减弱，美国的目标也没有减弱。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乌克兰遭受的损害和痛苦就越大。”沃尔茨说。

　　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