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悦读】陈蓦然：隔山相望——读《剑桥科学史》有感

虽然，我们常以“隔行隔座山”以表达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别之大以至于不能相互之间感同身受，但是其实不同的领域都穿越了的历史来到今天，共同经历了一样的时代的波澜与流离，所以应当是可以相互遥望的，特别是在相同性质的领域之间。笔者一直困惑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的，今天这个所谓的千城一面，毫无城市特色与城市底蕴的令人叹息的现状。改革开放，我们用了三十年把中国的城市变成了外国的乡村；文革十年，我们将城市的历史底蕴挫骨扬灰；建国之初，我们拆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的古城墙。

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这句话反过来也应当是说得通的吧：我们的追求决定了我们的城市面貌。

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近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以遥望中国的城市面貌变化，以此来探寻最初的疑问：我们的城市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模样？

中国本土的学术领域一直存在着界限模糊的特点。比如我们的医学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中医，并不像西方医学，根据人体的生理系统分类而分支出许多的科目，并且就这么独独一个的中医体系还和玄学的天地平衡，阴阳五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事情落到了“社会科学”这个在西方也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界定了界限的学科上头时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并且，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整个国家都笼罩在儒家思想所编制的社会准则与人伦关系的巨网之下，而这种思想本身似乎就具有压倒性的“社会学式”的特点，这时候我们没有被明确界定的社会学科并且也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性。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城市被围合在城墙之内，以亲族关系、邻里关系和社会阶级关系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社会机制，在建筑的尺度上我们有着严格的礼制，整个城市呈现出有序与亲人的面貌。

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即使是在清康熙年间，闭关锁国并且自持高贵的中国也无法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与科学。那个时代，传教士与中国的儒学家试图将西学扎根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这种行为在建筑上的表现大约就像是在圆明园修筑了水法楼一般，但是圆明园因其中西合璧的特点而成为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中的一朵奇葩，而传教士和儒学家们却并没有在学术上获得这样的成就。

时间继续向前推进，既然传教无法打开我们的国门，那么大炮和军舰呢？这段历史笔者相信无须赘述，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失败证实了列强在技术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对自己的本来引以为傲的文化产生了迷茫，开始正视我们之前所谓的“蛮夷”，开始正视他们的文化。为了维持自己的强国地位，我们有了了解西方的兴趣，洋务运动尝试性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和军事技能，而戊戌变法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对西方社会理论、政治体制以及经济政策的兴趣。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诞生与体制化的酝酿，就像是一个人在过河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自己的干燥的同时以足尖试着水深。在这个时代，许多新的城市在中国兴起广州、厦门、福州、上海，甚至是后来的重庆，大量的西方建筑创造的新的城市风貌的同时，西式的生活也开始影响着这些城市的住民。广州的上下九，上海的万国大厦，重庆的马鞍山建筑群遗址，都是那个时代的余音。

接下来，这个渡河的人一条腿都下水了。科举制的废除和大学教育体制的推广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得以体制化。早期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们终于得以在这个时代实现自己的学术救国的抱负，但是因为国家工业的滞后，以及政府的倾向，所以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与社会学相联系的发展蓬勃，工业领域的学者显得并不那么得志。这个时期，大量的西洋别墅在各个大城市被兴建起来，成为富人们的豪宅，西式的生活方式得到更大的推广并成为了用一种社会时尚，虽然穿着旗袍的张爱玲依旧有着东方女性的典雅但是确实烫着卷发踩着高跟鞋。不过好歹她依旧是穿着旗袍的，所以那时，除了上海，厦门这样年轻的新兴发展起来城市传统特色较少，我们的城市的大部分还是有着曾经传统的风貌，即使是外商云集的重庆马鞍山，也是在旧城之外新建，并没有太大地破坏旧城的风貌。我们虽然给予了西学更多的肯定，但是还没有到完全否认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程度。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是这样，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亦复如是。

当然就像之前提到过的，任何领域的发展都脱离不了它的时代。四十年代对于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这一个流离失所的时代，这是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个时代几乎停滞，中国的城市在这个时代被践踏。但是再长的黑夜都是有尽头的，耐过最寒冷的黑夜就是最耀眼的黎明。

1949年夏初的一夜里，陈占祥将行李收拾妥当，他已经打点好一切准备带着妻儿离开这个山河破碎、令他失望乃至绝望的国家。但是在那一晚，解放军进入了上海。他第一次见到那样的军队，整齐有序，不扰民，与人民相亲，那一刻他泪流满面。他烧了所有出国准备的材料，他说他看见了这个国家的希望，他要留下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大约，那个时代有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就这样被感动了，然后怀着一腔热忱与远大理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的吧。

本文的依据，《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一章中所表达出的对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却是无限惋惜。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期待着他们的新政治领袖会贯彻民主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但是伸出的手被证明是紧握着的拳头。社会科学学科很快便难以幸存。中国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严格一致，在1952年取消了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除了政治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共产党领袖通过宣称所有这些社会学科都展现了阶级性而行正当化了他们的做法。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承担了所有进步社会科学的任务，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应该谴责的资产阶级科学。”（《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510~511页）

马列主义通过与中国传统儒学观点相近的思想接口成为了那一带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改造中国的思想工具，但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凸显了阶级斗争与实用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的两个举措大力发展工业以及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很显然，这时候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城市文脉的延续一同寒冬期。社会科学学科被撤销，而城市，则经历着近乎于疯狂的改造。源于战争时期城墙给解放军留下的心理阴影以及被批判为是封建社会禁锢人民的标志，全国各地的城市发动人民对墙进行了欢天喜地的拆除。除了城墙，老街、老房子、古建筑也一并视为陈旧腐朽的旧社会的标志被大量拆毁。

前文笔者曾提及陈占祥。陈占祥何许人也？互联网这样告诉你：陈占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1950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陈方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在英国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教育、师从当时世界顶尖城市规划大师阿伯康培爵士、怀着一腔报国热情而留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与梁思成一同殚精竭虑为北京城画下最美的蓝图“梁陈方案”的这样一个人，最终却因为这后来享誉世界的规划方案在当时被打为右派受尽迫害，那个关于北京城的梦想，也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化为一缕青烟，为后世的叹息埋下伏笔。我们的城市急迫地抛下自己的文化开始了对重工业的追求，狠狠地斩断了自己的根基，混泥土的砖房急不可耐地四处拔地而起，城市毫无规划，杂乱肮脏。那时候我们以为高耸着的烟囱会是这个民族的心安之所。但是后来历史证明，我们错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社会科学被作为邓小平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最终再次被引入中国。”（《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510页》）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有赖于社会科学对其加以研究和解决。我们想要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开路。社会科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被重建，而我们的城市呢？

有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号召推土机的车轮转得更快了，市政府叫嚣着整改市容，三年一变样，我们的城市变得我们自己都陌生了起来。我们没有街坊领居，我们的生活被锁在水泥盒子里，我们不知道雨后泥土的芳香，整日穿行在钢筋水泥的深林里，我们没有城市归属感和城市荣耀感，我们的城市没有故事，我们是无根的一代。当精神的空虚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碰撞到了一起于是就产生更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曾经作为十恶不赦的旧时代象征的古建似乎又有了价值，于是人们用钢筋混泥土建造了大量的拙劣的仿古建筑，甚至重建城墙，试图重建城市的文化底蕴以求取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拙劣的假古董又有什么价值？历史是不可伪造的啊！

当我们重新认可了自己的文化，想要拾起它时，却发现它早已被我们自己挫骨扬灰，再难寻觅了。

我们曾经那样地自信，创造了长安，创造了北京，有着自己一套社会体系，我们又曾经那样地悲伤，那样地迷茫，涂着艳丽的口红，穿着海派的旗袍，读着西方的社会科学，希望从中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道路，后来我们又是那样的疯狂，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歌，将祖宗的排位扔进炼钢的火炉，期望这火光能照亮共和国的天空，而如今我们空洞而又贪婪地坐在金山之上，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望着望不见的故国。

翻阅《剑桥科学史》，我清晰地看见中国社会科学沉浮的脉络，反反复复念着沙里宁的咒语，突然之间似乎看清了这些苍白的城市的那条血染的来路。

作者简介：

陈蓦然，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一枚，兼具文青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