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八旬老人忆抗战中童年:在日机轰炸声中长大

　　原标题：八旬老人记录抗战中的童年 我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长大

　　编/者/按

　　2014年6月6日，是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多国首脑齐聚法国举行纪念活动。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战役，诺曼底登陆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曙光。世易时移，70年过去了，人们重聚当年的战场，是为了记住战争，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成都，一位八旬老人，用自己的笔，留存了她对于那场战争的个人记忆。她以亲历者的讲述，为我们还原了当年那场战争之于普通人所造成的伤害，让我们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纪念，与大西洋岸边那场盛大的仪式有着同样的价值，它告诉我们八个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一个倔强的老人

　　1932年8月19日，这是赵瑜老人身份证上的生日。准确的日期，她已经不记得了。但关于她这一生，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人，她却记得清清楚楚。她出生于贵阳，在谭家山度过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动荡的七年，困难的七年，终生难忘的七年”后，她回到贵阳，先后就读于贵阳中学、贵州省立高中，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合并的国家级重点中学贵阳一中进行学习。1951年，她考上重庆大学化工系，是当年重大本科在贵州录取的唯一一名女生。一年后，因为院系调整，赵瑜转入泸州的四川化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由成都工学院制革专业及林科所合办的植物鞣料研究室工作。

　　“我读中学时，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品学兼优，温和可爱’，结果我后来一点也不温和可爱。”80多岁的赵瑜在回忆过去时这样笑言。的确，从她的言谈讲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即使到老也没有改变。正是她的这种性格，让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但也是因为这种性格，让她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岁月，顽强地生活。因为被划为右派，她一度被开除公职。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她进过砖瓦厂、木工厂，也曾骑着自行车四处赶场卖菜卖香肠为生，还干过零工，打过手套。1967年，她从成都来到丈夫工作的泸州，靠自学裁缝、帮人做衣服为生，后进入泸州北城街道服装厂。落实政策后，她进入泸州制革厂，直至58岁退休。在退休前，她凭个人努力获得国家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我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年逾八旬，比我年长的多数已离开人世，比我年轻的记忆模糊。我就自身经历、亲眼目睹和家庭的悲惨遭遇，记录下事实真相，是对侵略者的控诉，也让子孙后代们记住，勿忘国耻。

　　幸福却短暂的童年

　　贵阳城里“开小汽车”的大小姐

　　父亲靠做生意维持生计，一开始经营了一间小纸铺，后来搬到（贵阳）市中心最热闹的大十字开了一家双开间门面的大纸铺，取名“永太”。我记得当时店里有一架很大的石印机，生意做得很红火。店里由大舅管账，父亲收了两个徒弟，还请了两个先生，一个姓袁，一个姓洪。我们全家就住在店子后面，房子是木结构的，有三层，最上面还有间晒台。家中购置了上等的退光漆的新式家具，还有留声机，经常播放梅兰芳的唱片。因为人多，店里有个大厨房，专门请的有厨师和保姆。

　　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妹妹，我当然是大小姐了。父母都很疼爱。父亲专门托人从上海带回来一架儿童小汽车，可用脚踏开起走，在当时的贵阳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放到店门口的街上耍，看热闹的都要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为了方便，我就搬到了外婆家。外婆家在城南边上的市场路，过去叫状元巷，我常年住在外婆家，那里有个院坝，可以玩小汽车。每周我和外婆一起回大十字时，父亲就特别高兴，马上到厨房去安排，为大小姐做合心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没有愁字的日子，可是十分短促，很快在战火中消失。

　　二四惨炸，永恒的苦难日

　　大舅、三妹，一次轰炸失去两亲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这是一个永恒苦难日。日本十八架飞机轰炸贵阳，全部主要建筑瞬间化为灰烬，是国耻，是灾难。国家如此落后，没有防空设施，任随侵略者的飞机狂轰滥炸，巨大的、惨无人道的灾难来到贵阳。飞机不单投炸弹，同时投下燃烧弹，连一点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贵阳已是一片火海，死伤不计其数。贵阳二四惨炸、重庆五三惨炸，是日本侵略者在相距很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在我们这一辈及老一辈人的心中，刻骨铭心的仇恨，永远不会消除。

　　当时父亲在外面办事，我在外婆家，得以幸免于难。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大舅在店子里。房子被炸后，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床上，被倒下来纵横交错的木架压着。万分危急之际，母亲听到袁先生呼唤的声音，赶忙大声呼救。袁先生赶来，吃力地将木架一根根地搬开，将母亲和二妹救出。这时大火眼看就要烧过来了，袁先生说：“快走了，不然大家都活不出来。”但三妹还被木架压着，太多了，搬不开。三妹在哭，母亲听到三妹的哭声，心如刀割。袁先生拉着母亲，抱着二妹，刚出门到街上，大火就封了门。母亲离开时，喊着大舅的名字，“子坚，你在哪里？”没有回音，噼里啪啦的火声已淹没一切。三妹刚来世上一周岁，就被无情的大火吞食了。

　　这时我在市场路，在院中跑来跑去，天上这么多的飞机，我又是惊吓又是焦虑，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等到飞机终于飞走了，路上行人多了起来，但映入我眼中的，却是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人们抬着、背着、扶着，血，到处都是鲜红的血！

　　父亲平安到来，不久母亲也带着二妹回来了。但母亲刚刚到家就倒下了，血，也是血！下半身全是鲜红的血！原来母亲腿上中了弹片，强撑着才走到家。三妹呢？我吵着找三妹。母亲在哭，外婆也在哭，全家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大舅呢？不见回来。

　　我和外婆守候在街口，望眼欲穿地希望能见到一个戴眼镜的人走过来，大舅就会出现在眼前。我和外婆呆呆地站在门口，天已渐渐地黑下来，可大舅一直没有出现，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后来在灰烬中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旁边有个眼镜架，这就是大舅了。另又发现一具尸体，是店中的洪先生。这样一间中等商店就死了三人，伤了一人。日本侵略者就这样将我们一家，中国千千万万的人家，推向无底的苦难深渊。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从此，“愁”字就伴我长大。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回了。

　　疏散区的日子

　　一边跑警报

　　一边读书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家搬到一个姓谭的远房亲戚家避难。谭家在离城约十公里左右的岩脚寨，乡间有些田地和几间草房，因为那个亲戚本人学过园艺，在房前房后种了成片成行的果树林，风景美丽的谭家山因此出名。由城内搬来躲飞机沾亲带故的人们，共同住在一个大院中，卫生条件很差，大人小孩都长满了疱疹，小孩长得最多，又肿又痛。当时有人做了一首打油诗，是真实写照，内容我记得很清楚：

　　南门岩脚树荫浓 来了一群避难童

　　鲁家有个烂稀饭 赵家有个哭巴龙

　　（注：烂稀饭、哭巴龙均为当地方言土语，“哭巴龙”指爱哭的孩子。）

　　当时疾病也特别多，疟疾、腹泻、寄生虫病是最严重的，都没有什么好方法医治。就我母亲受伤的情况来看，腿部有一块约一点五平方厘米的弹片，并有竹签等异物几十根，但未伤到骨头，只需到外科做一次简单手术，将弹片和异物取出，再进行消毒抗感染治疗，短期内即可康复。但当时条件极差，只有一些土方法，所以一拖就是一年多，人完全卧床不起，腿肿很大，每天流很多脓血，直到弹片自己从外侧进入内侧，再随脓血流出来，母亲才算是活了过来。

　　这时的家中没有喜悦，只有一片愁云笼罩着。父亲为了全家的生活忙着找朋友帮忙，准备再做生意；母亲生活不能自理，整日睡在床上呻吟；二妹一天都在哭，我也只有默默呆坐着；外婆要照顾病人，要为一家人做饭洗衣，失子之痛让她人一下子老了许多，从此我未再见到外婆慈祥的微笑。日本飞机仍经常来轰炸，空袭警报不时就要拉响，令人心惊肉跳的声音，震撼着所有的大人小孩。我全家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挂念着在城中为生活奔忙的父亲，每次都要父亲跑回乡下，或解除了空袭警报，大家才又放下心来。

　　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在紧靠着岩脚寨的舒家寨，修了许多简易平房，说是疏散区。不久由城中搬来了许多人居住，一起来的也有单位，有个电报局，就设在岩脚寨，接着又修了所小学，就是我的母校舒家寨小学。这样一来，住在谭家山的一群避难童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我也上学了。

　　当时所用课本纸张极差，称为“草粉纸”，一不小心就要弄坏。晚上复习照明是用菜油灯，为了节约，只点一根灯草。但在这个时候能读到书已是万幸了。不过虽然上学了，每日仍在惶惶不安中度过。干扰人们的，还是空袭。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已被日军占领，西南三省未被占，就是它轰炸的目标。贵阳城边上有个东山，地势较高，上面专门立了一根旗杆挂灯笼，挂上一个灯笼时叫空袭预报，提醒大家注意；如挂上两个灯笼，表示敌机已向贵阳方向飞来。空袭警报拉响，人们四散奔逃。我们上学都随时背上书包，一旦警报拉响，马上离校跑回家中。我家在靠近山脚下，附近有个较大的山洞，警报响了就得和母亲、家人匆忙跑进山洞里面去躲。不过敌机来去没有规律，令人防不胜防，有次来得快，我还没跑到家，敌机已到头顶上了。我们几个学生躲在石岩下面，清清楚楚地看到敌机投弹。这次听说炸了电厂，在水口寺，离我们不远。还有次敌机轰炸团坡，离榨油厂很近，我跑去看了，是一片平民区，房屋全部烧焦，人们正在清理废墟，烧焦的尸体都堆在地上，我很难过，也很害怕，不敢再看下去，匆匆离开。

　　更大的灾难来了

　　逃，逃，逃向何方？

　　慢慢地，家中情况好转一些。母亲身体全部恢复，在一九四一年生了一个小弟弟。父亲在城内靠朋友集资开了一间中等规模的百货绸缎铺，取名“永大”，又新收了四个徒弟，日子还过得去。

　　但没想到刚刚比较平稳地过了两年，更大的灾难又来临。日军向西南进军了，很快占领了都匀，直逼贵阳。人们纷纷逃亡，贵阳乱成一团，政府机关全部撤走。我们同院住的人也已逃走了。因为岩脚寨紧靠图云关，是敌人入侵必经之路，我们所住之处即将成为战场。

　　大家都走后，院中居民就剩我家和陈永华家无处可逃。院中空房全驻进了国民党军队，一部分是装甲兵，一部分是卫生部队。山上、平地挖了许多战壕，看来要打一仗。这时父亲在城内收拾生意，货物大减价拍卖，店中伙计发钱发货各自逃生，商店关门了。母亲说，打起仗来，就到后面山洞里去躲，只有坐等命运的安排了。

　　这时学校关门，无事可做，我就和永华为首，带领两家小孩每天都到榨油厂看从图云关走下来逃难的人。人流从早到晚不断，扛包包，背小孩，老老少少，默默地走着。他们去向何处？

　　疏散区的居民也都逃光了，电报局也走了，却留下一盘盘的电报纸，我们搬了许多回家做象棋，电线也散落满地，我们又去盘电线，说用来晒衣服、挂腊肉最好，耗子爬不上去。我们还跑到跑走的居民家中翻纸，那时学习用纸是很稀奇的，人们慌忙地逃难，纸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找着就往家中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间屋中，见有人睡在床上，走近一看，是个老太婆，她死了，吓得我们赶紧跑。

　　那年天也特别冷，装甲兵们就砍树来烧火。这几年来，我们经常在树下游玩。亲戚每年将树上果实包卖给商贩，但遇到刮风下雨，熟透的果子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就是我们几个小孩的点心。有两株特别高的梨树，梨子最好吃，每到梨子成熟而商贩来不及摘果子时，就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刻。那时山楂雀也来了。美丽的山楂雀也会选这两株树的梨子吃，有时吃了一个小洞，有时吃了一小半，梨子就掉下来了。几个小孩就在树下翘首而望，等着梨子掉下来。现在看见树子一根根地被砍倒，风景美丽的谭家山，只留下几间草房和光秃秃的岩石，一片凄凉景象，看来大难就要临头了。

　　可是情况突然改变了。有一天，驻在院中的卫生队的队长，骑着大白马从城中回来了，刚到院中就高喊着，“老乡们，有好消息，有好消息。”大人、小孩和士兵们一下就围拢来。队长说：“美国已对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快完蛋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人们呆呆地听着，似懂非懂的，有人提问了，“这种炸弹比燃烧弹还厉害吗？只两颗，日本地方再小，也炸不完啊！”队长说：这种炸弹威力特别强大，一颗就可消灭一个城市！人们发出惊叹声。队长几乎是喊口号般地说：“小日本绝对来不了贵阳了！”人们相信了，纷纷在议论。小孩们明白过来了，开始在院中狂跳，手舞足蹈。士兵们，大人们笑了，终于见到好久也见不到的人们的笑脸。

　　父亲去世

　　抗战终于结束了，

　　可好日子并没有来

　　二战中，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到此为止，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到此结束。贵阳幸未被占领，但“黔南事变”带来的损失和人民所受的灾难，仍是十分严重。

　　逃亡的人群中饿死、病死不计其数。贵阳也有许多逃难出去的，被土匪杀死，或钱物被抢光而气死者，时时都有传闻。我们家在此事变中，再次破产，致使我的父亲，经受不起再次打击而病倒，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几年里，父亲一直在城里打理生意，每次回来总是匆匆忙忙的，下午回来，第二天清早就走了。我们多想他住久一点，可没有办法。这次父亲久久不回，大家都很想念，母亲叫我进城去看看。我一大清早就出发了，平时我极少进城，因为交通不便，全靠走路。进城后，找到铺子，关了门，又找到父亲一个好朋友李大叔家，才看到父亲。我十分高兴，但父亲似乎不大愉快，强打精神和我说笑。他病了，脚很肿，走路十分困难。他说等事情料理好后就回家休息。我想这次父亲可以在乡下多住一段时间，以后不再受空袭和日本鬼子的干扰，也可以安安心心地做生意了。

　　不久父亲回乡下了，一家人团聚分外高兴，但父亲的病未见好转，反而日益加重。我和母亲的心都焦烂了。后来我又进城去找李大叔，他带了一个西医到乡下来给父亲看病。医生说，是心脏病，拖久了无法医治。父亲算是一条硬汉子，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接连遇到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一家人要活命，这担子实在是太沉重，终于将他压倒了。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父亲看着三个未成年的子女，无限依恋地离开了这个多难的世界。我看得很清楚，临病危时，泪水在他眼角流下。父亲去世时，时年五十三岁，母亲三十六岁，我十二岁，二妹八岁，小弟二岁。父亲过早去世，主要是侵略者造成的。他虽然没有死在炸弹下，但也是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置父亲于死地。先是二四惨炸，苦心经营的家业毁于一旦；前数月的黔南事变，商品贱价出卖，商店关门，难再开业，焦虑着急的强大精神压力，使得疾病乘虚而入。最可叹的是，八年抗战好不容易结束了，还来不及高兴几日，父亲却匆匆地离开人世。

　　命运转折

　　终于回到课堂

　　父亲死后，家中凄凉之情，难以言说。孤儿寡母，欲哭无泪，欲说已无言。父亲丧事承李大叔帮忙，草草安葬。母亲本来脾气就不好，此后脾气变得很怪，脸上再也见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三姊妹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害怕惹母亲生气。小弟想哭时，我就哄着他，他只有忍住不哭出声，低声地抽泣。二四惨炸后，二妹整天都在哭，现在连哭都不敢。我的心也在流血，日本鬼子投降了，多年盼望能过上和平、幸福、安宁的日子，可连想都还没开始想，父亲就匆匆地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我也好想痛哭一场，但同样地不敢哭，这种滋味比哭更难受。就这样，时间在难熬中一天天混过去，在这种时候更不敢想读书的事———疏散区的人们都搬走了，舒家寨小学一直没有再复课。

　　突然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个人，她就是舒家寨小学的伍校长。她专程走十多二十里路来找我，这个在她脑中留下好印象的学生。她说，自己现已调回城内在甲秀小学当校长。她劝慰母亲让我到甲秀小学继续上学，她说，“马上是六年级，接着就要考中学，赵瑜是个好学生，不读书太可惜了。今后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当时已经过了开学的日子，伍校长为了一个学生不中断学业，专程来找，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令我终生难忘。这个瞬间成为了我命运的一大转折。听了伍校长的话，母亲立刻送我到甲秀小学毕业班读书，我们全家也搬到外婆家居住。

　　从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五年秋，在谭家山住了近七年，这是动荡的七年，困难的七年，终生难忘的七年。在甲秀小学读书期间，我曾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老师在课堂上宣读了，那是记录我多灾多难的童年，是对侵略者的控诉。

　　文/赵瑜 制图/帅灵茜 摄影/王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