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聂树斌案办案者多荣升 查清面临多方阻力

14.01.2015  15:36
  2014年12月22日,律师李树亭接受记者采访。当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亲属和申诉代理律师。CFP

   律师李树亭:“长跑”与“谎言

  南都记者 孙旭阳 2014年12月20日,在北京执业的河北律师李树亭,获得了 聂树斌 家属的授权委托,成为聂案在山东高院复查、申诉及再审阶段的两名代理人之一。这是李树亭第三次获得聂家的授权,前两次他都被解除了委托。

  自从最高法宣布制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案后,有不计其数的律师与聂家联系,请求免费代理该案。甚至还有与聂母打过交道的律师,去电责骂聂母没有委托自己。“乱成一窝蜂。”接近聂母的一位人士说,不能否认律师群体推动司法进程的诚意,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见时机到了,“想摘桃子”。

  如果说聂案是一场司法长跑,李树亭就是最早接棒的那个选手。早在2005年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当天,他就与张焕枝签订了委托协议。之后的两年,该案却陷入了“22条军规”:河北高院既拒绝给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却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帮张焕枝找到判决书的人,正是李树亭。为了保护李树亭,张焕枝当时还对全国媒体撒了一个谎。聂案十年中,聂家一共先后委托了7名律师,其中数李树亭时间最久,取得的进展最显著。

   风险代理

  李树亭生于1964年,持有中文和法律双学位,1999年获得律师执照。文学梦未泯的李树亭,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些留在电脑硬盘里的记录,成为廓清聂案进展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2005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李树亭写道:

  “老太太(张焕枝)听了我的话,可能以为我托词不管,竟然当场跪下,号啕大哭,恳求我一定为她儿子讨个公道。没办法,我也只好跪在她的面前,答应她:如果聂树斌是冤枉的,我会克服一切困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冤案翻过来。老太太听我这样下了保证,方才起身拭泪。

  在这个场景之前,李树亭告诉张焕枝,聂树斌案想水落石出,最大问题不是案情本身,而是可能遭遇的各方阻力,很多当年的参与者都立功荣升。

  “一直到这天,还没有任何人给我打招呼。”李树亭说,他事后才知道,是马云龙听了朋友的推荐,让记者楚扬带着聂母来考察他。这场话刚过,楚扬亮明了身份,又过了一会儿,他出门打电话,李树亭听到“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水平还不错”等评价。

  通过了马云龙的考察后,李树亭第二天便与聂家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事项为“申诉,提请再审”,期限为“再审立案。

  “签完委托书,我才注意到网上到处有聂树斌案的报道。”在做律师之前,李树亭做过多年的记者,他意识到事态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按照石家庄市司法局的规定,律师代理重大案件,必须向上写情况报告。在向律所领导汇报张焕枝到访情况后,李树亭开始琢磨报告的措辞。“这次代理并不是免费的。”李树亭说,当时有一种“风险代理”。他与张焕枝约定,先不收聂家任何费用,待拿到国家赔偿后,20%的金额归律所。

  2005年3月16日,就有络绎不绝的记者来找李树亭,其中央视就来了两拨人。“律所领导很高兴,我却压力很大。”李树亭说,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直指国家赔偿”,“哪有的事儿呀,八字还没一撇呢。

  尽管被记者们簇拥,李树亭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个案子,靠媒体翻不了案,得靠证据。

   夹缝中的律师

  2005年3月16日,李树亭向聂家建议,尽量配合媒体采访,最好是能写成书面材料,以避免记者多次追问相同问题对家人造成伤害。

  当天中午,李树亭便赶到河北广平县公安局,见到了郑成月,“他没怎么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树亭一边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关掉手机,一边开始到聂案案发地、河南荥阳等地,寻找案件的疑点。“我了解得越多,越感到这案子问题很大。”李树亭说,当时因为没有拿到判决书,他只能从事实层面一点点调查。

  更“我不断接到指令,要求务必低调,尽量不接受媒体采访。”李树亭说。

  李树亭发现自己陷入了夹缝之中,聂家人急于看到成果,媒体到处找他,主管部门却不断施压。可事实上,媒体报道虽然热闹,但河北省除了召开一个宣布启动调查的发布会,并无实质进展。

  甚至,李树亭、张焕枝和聂淑惠轮番去河北高院和石家庄中院,连聂树斌的判决书都拿不到,而河北高院则以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聂母的申诉。“这就是第22条军规。”李树亭打比方说,你进屋必须用钥匙开门,但钥匙却被锁在屋内,怎么开门,你自己想办法吧。

  到2005年4月10日,李树亭突然听说河北政法系统高层已内部传达了对聂案的调查结果,认为其不属于错案。李树亭认为,只有让趟聂案混水的人尽量少一点,案件才有一线曙光。这一天,李树亭为聂家起草了两份声明,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媒体的声明》,另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的质疑》。同时,他让聂家人告诉记者们,因为他连判决书都拿不到,还限制聂家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解除了对他的授权委托。

  “不逃出漩涡,根本无法办案了。”李树亭说,其实聂家一直到他进京执业,换了律所,委托手续才算正式解除。

   判决书真相

  2005年4月13日,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在京山县再审开庭,佘祥林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佘祥林案一出来,记者们都跑去湖北了。”李树亭说,聂家人一看关注少了,又听说官方已准备公布聂案非错案的结论,精神都濒于崩溃。

  “聂案从这个时候起,基本上算是停顿了。”李树亭说,“直到我在2007年,从被害人父亲康老汉那里拿到判决书。

  在此之前,李树亭数十次找过康老汉,想寻求对方的帮助。面对“杀女仇人”家的代理律师,康老汉一开始并不信任。“我就跟他慢慢磨,当时媒体又报道我被聂家解除了委托手续,他也开始跟我交流了。

  被害人康某是康老汉的独生女,在对聂树斌的审理过程中,因为其代理人张景和的“压价”,康老汉最终只获得了聂家两千元的丧葬费。事实上,“康老汉在法庭上见到聂树斌时,也曾怀疑他是否真凶。

  在康某被害案“告破”后,康老汉曾去送过锦旗,结果却被当地电视台拍入镜头。“他从1995年的时候就开始告媒体侵犯他隐私权和肖像权。”李树亭说,在聂树斌案十年后重新激起关注后,康某的真实姓名被爆出,聂母又将多家媒体以及张焕枝告上法庭,但最终败诉。

  李树亭能拿到康老汉手里的判决书,正是因为对方托他帮助写打官司的诉状。在2007年4月的一个下午,李树亭拿到判决书后,忙到街上复印了20份。拿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又到最高法上访。2007年11月5日,最高法回复张焕枝,已将聂案转河北高院处理。

  这一转,又是7年,直到2014年12月12日。

  然而,在对媒体谈起判决书的来源时,张焕枝曾将其归功于一封“匿名的特快专递”。这个说法也是李树亭的主意。“我得保护自己和康老汉。”李树亭说,他终于可以说出真相:那个传说中的“体制内良心”,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意外又被委托

  李树亭说,在卷入聂案后,他几乎没睡过几个好觉,每天想起这个案子就烦躁抑郁,晚上多梦,头发也开始变白,“严重的时候,我每天就躺在家里,饭也不想吃。最后,我只好短期出家。

  2010年4月3日,张焕枝约李树亭在石家庄裕西公园见面,递给了他两份《终止委托代理协议意见》书,一份是给李树亭的,另一份是给他所在的律所。

  “张阿姨一方面觉得此事长期没有进展,另一方面,律所收了聂家两万元代理费。”李树亭说,律所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当又要求张焕枝追加代理费的时候,她选择了解除委托手续,另外选择了自愿免费代理的律师。

  “就像背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实上,李树亭当时已经对聂案完全丧失了信心。在裕西公园告别的时候,张焕枝苍老而疲惫。李树亭只好鼓励她告下去,没敢说出这个判断。

  一直到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宣布聂案异地复查,李树亭还认为已经与他无关。“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有无数律师会站出来要求主动代理。

  张焕枝的手机那几天一直响个不停,不是记者就是律师,让她疲于招架。她给马云龙打电话,要他尽快北上帮忙。2014年12月16日,马云龙踏上了从海口飞往石家庄的飞机。此时的聂家小院内,完全可以用熙熙攘攘来形容。

  “我一开始被叫过去打个杂,开个车。”李树亭说。聂案十年的核心参与者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在石家庄的一家快捷酒店。在一个大套间的麻将桌四周,大家围坐着商讨案情和对策。

  马云龙的第一个提议是,李树亭对案情的熟悉无人能及,必须上。

  2014年12月20日,聂家与李树亭、陈光武两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按照山东高院的要求,聂树斌的亲属最多只能指定两名律师作为代理人。

  “我又重新开始梳理证据。”李树亭分析了聂案的多个疑点,并要求暂时别公开。“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

编辑:SN123

文章关键词: 聂树斌 我要反馈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