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为伤医案辩护18年:悲哀地沦为赞成安检
“我儿子的血白流了。”王东清对着电话狠狠地说。
在浙江温岭杀医惨案发生之后，这位2012年哈医大遇害实习医生王浩的父亲愤怒至极。
“真是刀刀见血之痛。”电话那头的李惠娟沉默了几秒，回应道。她曾是王东清的代理律师，如今，她一直与王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近两年来，作为律师和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李惠娟先后为国内4起重大杀医、伤医案受害者免费代理。而为了解开“医患关系”这道难题，她已经努力了18年。
这个看来单薄柔弱的女子，已走遍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除了“实战”打医疗纠纷官司，“医疗风险管理”这堂课，她讲过700多场，台下的听众有医生护士，专家学者，也有医院管理者。
为此，她几乎每天都乘着飞机飞，坐着火车跑，不少国内的机场，“到某个登机门要走多远，我可能比空姐还清楚。”
一趟不过一两个小时的飞行，她也常常分割成好几部分，起飞时的15分钟睡觉，飞行平稳后打开电脑工作，下降时再睡一会儿，分秒必争。“好像多讲一堂课就有可能改善一对医患关系。”
去年3月末，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遇害后，李惠娟的课堂不论在哪里开讲，总是以默哀开头。她低下头，闭上眼睛，想着“那个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的男孩”。然后教室里的院长、医生和护士们一起静默。
在这位年轻人离开人世一个月后，李惠娟到他墓前祭奠。松枝当花，草根作香。她拭净冰冷墓碑上的泥土，在愤懑中决定为他代言。
“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王东清回忆道。彼时，网上“杀得真好、杀得太少”的言论横行，而李惠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浩是无辜的。”
王东清至今记得李惠娟为儿子站在法庭上的样子。在他的记忆里，这个瘦小的女律师像一个战士，为了捍卫王浩生命的尊严和他们的权利，她句句犀利，“寸土不让”。
回溯过往，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律师认为，在“文革”中看到老师被打、父亲被关牛棚，使她自小对“正义”有着一股执拗的劲头。
1994年，在河北医大任职的李惠娟通过自学法学，考取律师资格。那是一段住着筒子楼、抱着孩子、白天上班、夜里挑灯的日子，但她觉得，“尽管清贫而辛苦，内心却很快乐”。她开始兼职从事真正喜欢的法律工作，因为有医学背景，她颇为自然地进入了“医患纠纷”这个领域。
“律师都需要出名，我就算80岁了也需要。”李惠娟说。但在最初为王浩父亲代理时，她却要求“尽量保密”，因为“在以孩子鲜血沾染的背景下出名，会心中不安”。
2012年4月，北京一天内发生两起刺伤医生案，引起大批媒体关注，李惠娟并没有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
直到几个月后案件开庭审理前，航天总医院被刺医生赵立众用微博私信向她紧急求助，她才回复道：“对不起，是我迟到了。”
当另一位受害者，北大人民医院邢志敏医生见到李惠娟时，仍然因恐惧而双手颤抖。而赵立众将妻子介绍给律师认识时则补上了一句，“她差点儿成了寡妇”。
“再也不能这样伤害他们了。”在李惠娟的生活中，丈夫是医生、朋友是医生、老师同学几乎都是医生。于是，当安徽医大二院医护人员一死四伤案、内蒙古包钢医院出诊医生被杀案发生后，她再也忍不住“扑”了上去。
为了联系受害人家属、搜集证据、翻阅案卷，她彻夜不睡地守着网络和电话。接受委托后，她又开始一趟趟奔波于司法机构之间，连复印、递送、收取材料等小事都亲自完成。没有代理费，自己还要贴进车马费和住宿费。
套上深色素净职业装，走进法庭，李惠娟是律师，板着脸，皱着眉，嘴皮子翻得飞快。但在更多时候，她也会“像每一个脆弱的女人”那样，被案卷中鲜血淋漓的照片吓得睡不着觉，为漂亮小护士脖颈后横亘的伤疤心疼。
“害怕和心疼是因为我对这行的了解是真切的。”李惠娟说。她的朋友是一位胸外科专家。2003年“非典”暴发，这位副主任面临“紧急抽调进京，自己去还是同事去”的问题。
朋友的妻子说：“如果你去，死了，我们的孩子反正也快18岁了。如果年轻那个去，死了，他的孩子才8岁。”然后她问他：“你有得选吗？”他答：“没有。”
“去吧，不然咱们下辈子都不能活，不得安宁。”夫妻俩意见一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1部副主任蔡映云教授与李惠娟相识20多年。在他看来，李惠娟能兼顾病人和医院、医生的立场，“很适合干这一行”。
“你连阑尾炎和宫外孕都鉴别不了，还算什么医生？”“腿骨断了，怎么会死？”“茶水做尿检”这样的言论和行为，常令这位老教授痛心。他颇为认同李惠娟的一种看法：媒体对医务系统和医院有丑化，很多时候是因为根本不懂医学。煽动性的言论最容易造成公众误解，加剧医患矛盾。
这位名医坚决反对儿子从医，因为自己早已“满心委屈”。而脖子上还留着深坑状疤痕的急诊医生赵立众则直接发问：“如果这个国家没人从医，那会是什么后果？”
根据李惠娟的观察和统计，近年来，中国医患纠纷数量逐年增加，性质日益恶化和暴力化， “2012年以来是最惨烈的”。
当年12月1日，李惠娟照例在一次授课前举行仪式，向遇难的安徽医大二院护士长戴光琼默哀。这场默哀被临时加上了一个新名字，因为课前不久，她刚刚得知，就在一天以前，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病人手持利斧砍死。
即便非常痛心，李惠娟也从不认为，中国的医患矛盾主要是患者造成的。她觉得“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她也曾帮助一些患者跟医院打官司，“只站在自己认为正义的那一边”。
她常常对听课的医生们强调：站在病床边，千万别忘记了躺在病床上的感受。小到诸如沟通时拍拍患者的肩膀，消除他们的恐惧；大到医者应存有悲悯情怀。
她的课堂，很少有学员中途退场。
“老师是个‘加柴火’的人。”多年未见的学生见到她，惊讶于她50多岁的年纪，说起时新的话题来，还像当年那样又多又快，谁也插不上嘴。
她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发短信时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移动。挂QQ、发微博、聊微信，样样都会。有一次，她甚至还运用先进的“GPS导航软件”，当庭拆穿凶手的“自首”谎言。
出差在外，她得空就出门“扫街”，不一定购物，但为学习橱窗里“专业的”服饰搭配。
坐在最喜欢的书店咖啡厅里聊天，李惠娟一下午换了3副眼镜——墨镜、金丝框、流行的树脂粗框。她不满意刚刚收拾的发型，用一顶灰色的、有浅浅暗花的帽子包住脑袋。桌下，她纤细的小腿上裹着针织长袜，脚蹬闪闪发亮的高跟鞋。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她也始终保持上身挺直，连沙发靠背挨都没挨一下。
她不会做菜，烫不平衣裳，每月只能陪家人两三天，更没时间帮丈夫照顾老人，但她和她代理的所有受伤的医生、受害者的家属保持联系。温岭医院惨案发生后，她对采访来者不拒，不仅连续更新微博，还动员赵立众医生上电视“现身说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少医生都告诉她，这段时间，“能不能活着回家”，成了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我对他们的帮助在客观上效果微乎其微。”李惠娟说，“不收钱也不是因为我高尚。”她认为她所帮助的人，其实对社会贡献比自己大，不应再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付出更多。
王东清把李惠娟当做“永远的代理人”，即使是在最想把自己锁起来的时候，他也愿意跟李律师说说话。
当李惠娟去探望病中的蔡映云时，老教授很感动。“医生不是穿上白大褂就成了天使，医生也是人，现在为医生讲话的人很少，她的存在意义很大啊。”
这位律师除了“动口”，也会“动手”。比如和网络上热心公益的朋友共同组织活动、发起捐款。
不久前，她又在安徽医大二院一死四伤案的庭前会议上，和司法鉴定专家就嫌疑人的“精神鉴定”问题较了真。
“如果他是精神病，那么我也是，你也是，所有人都是！”李惠娟解释，凶手是想借“限制性精神障碍”逃脱法律制裁，这正是伤医案犯案人常用的伎俩，也是中国司法鉴定领域的大难题。
然而，正如奔忙18年中遇到的大多数难题一样，李惠娟觉得，越来越感到需要信心。
原本希望通过医疗体制建设、保险体系完善和全民素质教育“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李惠娟，而今感到无奈。
“我被逼着，悲哀地沦落到赞成安检、钢叉加催泪弹的举措。”因为她不想，也不敢再面对更多的恶性伤医事件，不想让自己的课件案例里，不断被加进新的名字。
“凶手伤的是王浩的身，伤的是行业的心，伤的是医患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她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当年在法庭上的陈词，失败感迅速向下拉扯着她精致妆容下小心隐藏的皱纹。
在时隔两年后，王东清近来终于梦见了他日思夜想的儿子。在梦里，王浩举着奖杯，穿着最喜欢的白衬衣，笑着跟父亲说，我要结婚了。
从梦中醒来，王东清又陷入了温岭杀医案带来的悲伤和愤怒中。“为什么我儿子的生命都拦不住这样的事？”“他们告诉我时间会淡化一切，但我为什么越来越想他？”
不久前，王浩的弟弟结婚了。原本不想再让家人从医的王东清想到未来的孙子，忽然又转变得很坚决，“一定要让他当医生，完成他大爷(大伯)的遗志。”
为了这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和那个远未涉及的职业，李惠娟觉得，自己再失望，也还是应该“活着干，死了算。” 她还想要筹建一支志愿者队伍，还想在医院发展义工组织……
“但愿有一天我无事可做。”她说，“那才是对我一生最好的褒奖。”
(原标题：缝合被刀斧劈裂的医患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