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父母，如何才能“不以孩子为中心”？

　　原标题：当代父母，如何才能“不以孩子为中心”？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文 | 沈洋

　　在一月中旬，娃就读的公立托班给家长发放通知，表示原则上学校不放寒假，请家长填写回执确实是否要上寒假托班。我和爱人兴奋地填完回执，心里赞叹这是什么宝藏托儿所，每月托管费220元，还不放寒假！然而之后没几天，上海市中心某奶茶店就变成为中风险地区。寒假伊始，送娃入托，三位老师站在门口说，今天全校就你们一个孩子来了，由于疫情，寒假托班开不了了，你们还是回家吧。我一下子懵了，跟老师协商之后，同意让娃在学校托半天，然后我赶紧让我妈从十公里外过来带娃。

　　自从孩子在两岁时入托之后，我们的住家育儿嫂回老家了，家庭生活方式经历了明显调整。晚上的时间原本可以自由支配，我和爱人经常两人饭后散步然后继续工作，偶尔出去旅游，而在育儿嫂走后，工作日晚上的时间不得不陪娃。

　　有读者看到“不得不”的时候可能会质疑，陪伴孩子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不陪伴为什么要生孩子？我一直认为陪伴孩子需要有个度，自己无法接受除了工作就是孩子的生活。很多城市出生的独生女，从未婚时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到生育之后以孩子为中心——这样的转变虽然是被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个人而言并非易事，很可能需要经历持续的挣扎。如果要打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这需要我们从工作和育儿之外，还要挤出休闲时间，这对小年龄段孩子的母亲而言可能更难。

　　在娃两岁5个月时的一个周末，我提前几天给自己预约了钢琴体验课，准备去上课。不巧爱人外出开会，我母亲正在赶来我家的路上。眼见钢琴课快迟到了，只能带上娃一起去上课。娃几乎全程坐在我腿上听课，间或乱弹琴，倒也没有表现出烦躁。课后钢琴老师跟我聊到钢琴课收费标准时，娃突然说：“妈妈我们回家吧”，边说边把我的鞋拿给我，并自己穿上了鞋。回家路上我问她好玩吗？她说：“不好玩，下次不要去了。”

　　之前每次带娃外出，基本都安排了以她为中心的活动——无论是亲子班、音乐课，还是看儿童剧。以我为中心的外出，对我们俩而言都是全新体验。她觉得无聊是正常的，因为她不是活动的主角，活动内容也与她无关。但我解锁了一个带娃和个人休闲可以兼顾的新思路——虽然带娃去练琴但娃却不闹的情况可能无法持续第二次。

　　最近在看美国经济学家Emily Oster 2021年出版的新书The family firm，里面提到了给孩子报兴趣班的事情看上去虽小，但这和公司并购决定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如果给孩子报一周需要去好几次的足球兴趣班，意味着这可能需要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如果报了兴趣班就意味着无法和家人一起晚餐，而晚餐是父母所珍视的，那父母就需要在深思熟虑下做出权衡。作者建议每个家庭先定个家庭使命/远景（mission），在做决定时对照家庭远景，对不同选择赋予不同优先级——给孩子报足球班这一决定是否符合自己和家庭的基本价值观？有何风险和收益？如果不报足球班有何替代活动？而这些都是公司并购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受到此书启发，我给我们家暂定的家庭目标（爱人表示同意）就是“for the growth and flourish of each member of the family”——为了家庭每位成员的茁壮成长。在这样的目标下，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在这样的目标下，每个人都是，又都不是家庭的中心。

　　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在《爱之颂》（2012）里写道：“爱情是一种存在的谋划：从一个去中心化的视角，而不是生存或再次确证我自己之身份的纯粹冲动出发，来建构一个世界。” 巴迪欧认为爱情是“最小化的共产主义”，是 “共同持有对私有的胜利，是集体成就对个体的私人利益的胜利。”在我看来，生育后的家庭也应该具有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视角，家庭就是最小化的共产主义，子女出生重塑了父母的生活方式，家庭不仅是为了个体的纯粹满足，而是通过不断的冲突与协商之后，形成了视家庭为整体的“共产主义”视角，目标是为了家庭及其中每位成员的成长。

　　我从自己身边、自己的被访者以及媒体上接触了不少中产育儿焦虑的现象。例如，为了让孩子进一个好的幼儿园，周围有朋友愿意在幼儿园附近租房生活，也有朋友愿意舍近求远，让孩子就读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幼儿园。有朋友在孩子三岁多时就为ta报了思维课、英语课等各种兴趣班，也有家庭年收入过百万的朋友给孩子选择了双语学校，每年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占家庭收入一半。这样以孩子为中心的，经济和情感高投入的密集型育儿模式正在成为中产阶层家庭主流的生活方式。

　　有时候我也会反思，并与伴侣讨论究竟在孩子身上投入多少才是合理的？自己是否对孩子投入得不够？是否过于自私？——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家庭和育儿理念，并且阅读相关学术文献才有能力去抵抗同伴压力。基于美国数据的最新研究发现（Li， Cheng & Vachon， 2022），在小学阶段过度育儿（对子女过高期待、高课外活动投入和家长对学校活动高度参与）与子女更低的学业成就以及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internalizing problems）有关联。但何为“过度”，并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家庭所有成员对这样的安排是否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令所有人舒心。

　　“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可以包括实际互动以及育儿观念。在实际互动中，3岁前的孩子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与娃相处时，很难不以娃为中心去生活。但在家庭观念方面，可以争取不以孩子为中心，或者说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育儿压力。

　　“不以孩子为中心”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在重大家庭决策上做出决定。以兴趣班为例，从孩子两岁开始，我们给孩子报过家门口的足球班和音乐班。足球班离家步行3分钟，音乐课步行15分钟。一个课包10次，每周一次。在我发现了家门口的兴趣班之后，首先问孩子是否感兴趣。她表示肯定之后，我们就给她先报了音乐班，音乐班结束再报足球班，交替上。

　　根据美国儿医学会的建议，在孩子6岁前还是应该给孩子创造自主玩乐（spontaneous and free play）的空间，不应以家长为主导。因此我们不会在同一时期给她报两个班，也不会考虑步行20分钟以上的兴趣班，因为接送折腾父母。

　　西方谚语有云，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抚养一个孩子需要集整个村庄之力），这一方面反映了照护工作很可能是非常劳累的，需要不同人来共同分担；另一方面也说明照护儿童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的工作。照护需要依赖于照护者的利他主义精神，也凸显了人的善意，但照护者也需要喘息时间。

　　如果想要打造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实现工作、家庭与个人休闲生活的公平，不仅仅涉及家务和育儿方面的夫妻协商和代际协商，也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希望能出现更多的儿童友好型社区，配备室内外儿童乐园，这样家长在一旁看书工作，孩子玩耍两不误。也希望能有更多延时服务的托育点，为超长工作时间的父母，或者想有自己喘息时间的父母提供临时托管服务。

　　“为了家庭每位成员的茁壮成长”这样的家庭目标有时候显得过于理想化。如果从具体事件来看，不可能做到每个决定都有利于每位家庭成员。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尤其是目前临时托管服务缺乏，又时逢寒假，我们只能依靠家庭来实现托育。

　　从寒假入托无望至此，娃家里蹲已两周有逾，上海阴雨连绵，开展户外运动受限，家里冲突不断。除了娃，大家情绪都比较紧张，也都发展出了各自的应对策略。比如我妈通常在带娃4、5天之后，主动要求放假，和姐妹出去逛街。我爱人在娃放寒假之后仍然经常去瑜伽，也保有自己休闲的一亩三分田。由于高校科研工作的特殊性，每年3月都是国家课题申请的截止时间，需要申请基金的老师过年仍需要写申请书。我不断和爱人强调，自己每天至少需要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亦复如是。并且威胁他如果今年申请不到，主要责任在他。

　　同为科研从业人员，爱人对我的工作还算理解，但这是我再三坚持之下的结果。女人事业和休闲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家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如果自己不为自己争取时间，谁会把时间让渡于你？

　　我和爱人一致决定等春节过后就把娃重新送去不放寒暑假的私立园，用市场化方式来打造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