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延迟退休无助劳动力减少问题 应放开生育

　　 别让“延迟退休”吓坏老百姓 

　　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

　　唐钧

　　1月24日，据媒体报道，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延迟退休的问题，从2004年讨论至今，已有整整10年。人社部反复地试探，反复地提出。在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孔子的一句名言常常被引用：“不患寡而患不均。”实际上，这样引用并不完整，因为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不患贫而患不安。”一个社会，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消除不安定因素。而在所有的不安定因素中，是否能够看清未来，或者说对未来的可预期性，实在很重要，但这一点却不常提及。

　　 延迟退休

　　 解决不了“新增劳动力减少”

　　现在常见的延退理由中，“新增劳动力减少”算是一条。中国16~25岁的新增劳动力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逐年减少，但这不是“老龄化社会的加速”造成的，而是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新增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使老龄化社会加速的原因之一，有关的高层官员显然是把因果倒置了。

　　还有一个社会背景，这就是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正处于峰值，有9亿多，而且这个规模将一直会延续到2025年。到2035—2040年，中国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有8亿多。所以，就绝对值而言，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相适应，中国可能并不缺乏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用大白话来表述：就是少用人。同时，有研究表明，中国目前有将近1亿人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经济学家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总量性失业”。如果劳动力总量减到8亿，正好可以缓解严峻的就业问题。所以，退一步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缺乏劳动力？何时会缺乏劳动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市场能否容纳这么多劳动力？今天看来，至少还是一个“悬案”。

　　当然，按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会逐渐偏大。但延迟退休年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放开计划生育，仅以常识而言，显然只有提高生育率将来才会有更多的新增劳动力。现在放开，还来得及，按照中国社会的法律和惯习，16年就能养成一条“好汉”，而到老龄化高峰，至少还有22年。

　　 百姓为何产生不信任感

　　如今在延退问题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尚未被蛇咬，已然怕井绳”。只要是与退休养老相关的事情，几乎第一反应就是质疑。如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意见》中提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到媒体上就变为“以房养老”；继续发酵，在坊间就以讹传讹地变成“政府要打老百姓住房的主意”。相关部门再三解释，但人民群众依然报以疑虑惶惑的眼神。

　　2013年年底人民网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70%的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其中，外企工作人员反对声最高，达79%；党政机关中也有53%的人不赞同。

　　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仅仅是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资金和服务。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得到的仅仅是政府给予的一个保底的承诺，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会安定？实际上这与社会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公众的社会心态永远是一面凸透镜，常常不会“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不是放大就是缩小。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本身是利用社会心态的放大作用，把对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放大为一张可期待、可依靠的安全网。现在，部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社会保障安全网”不可靠，使公众的社会心理向“不可预期”的方向逆转。加上中国人的国民性“不患贫而患不安”，最终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乃至动荡？

　　 顶层设计要尊重基本原则和常识

　　如今，经过“十连调”，中国的大多数退休人员拿着2000元左右的养老金，过着不那么富裕的日子，但他们却是中国社会最安分守己的一个群体。

　　他们安贫乐道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退休生涯的第一选项就是帮子女带孩子，在怡儿弄孙中享受天伦之乐。孙子上学了，他们又将服侍上一代老人和老伴视为己任。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在生活中找乐，拉着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扭秧歌、唱大戏、跳舞唱歌，下棋打牌，写字画画，忙得不亦乐乎。也有人把健康长寿作为目标，把锻练身体、听健康讲座当作每日功课，乐此不疲。老年生活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旅游，逛逛名山大川，看看异国情调。

　　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社会群体，虽不富裕，但与世无争，令从7岁起就要为学业、为工作疲于奔命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人好生羡慕，总想着能够早日加入其中，一舒身心。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有些官员和学者就不能理解和体谅中国人的这份心情，非要打破他们的好梦，非要让他们既患贫、又不安呢？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给公众的印象不应是千方百计地想多收钱、少发钱。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尤其是50—70年代出生的那几代人受到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学者也好，官员也好，考虑问题应当从养老保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出发，譬如社会保障的“刚性”原则，譬如社会保险的“三方筹资”原则。这对于社会保障理论来讲就是基本常识，圈内的官员、学者都可以倒背如流。不要违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常识去进行顶层设计，不要开口闭口美国怎样、欧洲怎样、日本怎样，但实际上又是选择性地对国际经验采取“拿来主义”。如今，从某种意义上说，养老保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