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称廉洁年金制等于默认不贪腐就是好官员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其中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方案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则成为议论的焦点。而在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廉洁年金的设计并未被采纳。光明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下面是采访文字实录。
用金钱奖励廉洁不可取
廉洁年金制度不是一个新事物，古有高薪养廉，近有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城市正在实行相关制度。但必须明确的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则很忌讳谈及此话题，更无相关制度。在当代文明国家，公务员都宣称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一个群体，因此不会也不能对薪酬提出过高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公务员只是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一种，应该与同等职位的人的薪金待遇等保持一致。这是职业平等和人文平等的体现，而廉洁年金制度明显与此相悖，与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因此，我是坚决反对建立廉洁年金制度的，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不相符。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要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需要有奉献精神和献身精神，如果部分公务员怀着其它目的进入这个群体，又对薪金不满意，那这个人本身也不符合这样的要求，那么他可以辞职，目前的公务员体系是开放的。
事实上，高薪养廉古已有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并滋生出了更大的腐败，这是因为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用经济奖励廉洁是在变相地向腐败低头，着实不可取。
实施廉洁年金需先完善配套制度
至于为何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相似制度能在反腐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不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实质上只是一个城市国家、甚至就是一个城市，其公务员群体数量有限，且这些地区经济更为发达，因此有一定的财力去支撑这样一个制度。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严格的配套制度在起作用。
以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例，一个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万-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万-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获得这笔金额。
在看似优厚的措施背后，实际上是配套的法律制度在起作用。除了官员财产公开等基本措施之外，新加坡制定了许多专门惩治贪污犯罪的法律，如《防止贪污法》等。新加坡现行的《防止贪污法》共35条，规定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为了切实执行该项法律，其最重要的反腐机构贪污调查局具有广泛权力。调查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涉嫌人员，有权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犯罪人职位越高越重要惩处就越严重。
这样看来，廉洁年金制度要发挥作用，财产公开制度应先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道理很简单，如果连财产都不公开，连子女就业情况公众都不知道，拿什么证明自己“廉洁”？但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尚未实施，民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薪金本身存在好奇甚至不满，再加上目前还没有一套有效的评估机制，评价公务员的廉洁与否实行起来也就存在诸多困难。如此来说，通过廉洁年金制来反腐是个制度组合问题，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不能盲目地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实施此项制度，效果不可能好。
廉洁年金制度不是反腐的“灵丹妙药”
再者，对于廉洁金数额的标准很难制定，数额少了，比如三至五万，对某些公职人员不会有太大的抑制作用，不足以吸引现在的部分贪腐人员为之而廉洁。但如果多了，如三五十万，再乘以几千万公务员的庞大群体，如此天文数字的金额谁来买单？不要说财政负担不起，全体纳税人员怎么看？
给公职人员发放廉洁年金，等于默认了不贪腐就是好官员的底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是各行业都应有的职业规范和道德规范，如果公职人员廉洁有奖，那其他群体呢？职业平等怎么体现？大家都是工作人员，为什么你有我就没有？如果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到了需要用奖金来维护的地步，将是社会的一大灾难。单独对公职人员施行廉洁年金奖励更是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极有可能触犯民众的心理电线。因此，建立年金制度是一个非常没有政治高度和价值高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的服务意识和规章意识应该更强一些，如果不能约束自己，性质就会发生变化，甚至会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相违背。
由此看来，廉洁年金制度不是建立“廉洁政府”的“灵丹妙药”，只有把政府的手换成市场的手，铲除权力的寻租空间，彻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之道。
廉洁年金制与养老并轨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廉洁年金制度施行较好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城市，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处于当地人均收入的中端和末端，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人群划分的话，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多算中等，有的还要偏下，而中国的公务员则不然，我们的公务员的工资从人群上来划分，已经处在了上端，而且旱涝保收，甚至还有一定的福利待遇。而且，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候，再为公务员设置这样一笔奖励金的话，显然不符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改革方向。
此外，建立廉洁年金制与养老并轨改革的大方向相违背。目前中国80%的民众的养老金都是按照市场运行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并由所在公司和个人共同缴纳的。而公职人员群体则是由国家财政出大头，本身就存在不公平因素。当下提出的养老双轨制进行“并轨”是指公职人员的养老应该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养老相统一，在尊重职业平等的前提下尊重市场作用，逐步取消不合理特权带来的“优越待遇”，向市场作用靠拢，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应该向同类职位的其他社会人员看齐，依照市场作用来制定相应的金额，而建立廉洁年金制与此改革方向明显违背，会使权力更为优越和膨胀。
反腐重在顶层制度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价值和目标就在于对公正和公平的发扬。所谓公平并非拉低公职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而是提高全社会职工的待遇，目标是剥夺附加在权力身上的一些福利和待遇。用经济刺激的方式来鼓励官员廉洁奉公、减少贪腐现象并非今天才有，对于“养廉”的争论也一直都有。实际上，反腐的有效措施不在于养廉与否，而在于更深层次的顶层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和完善。养廉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此，要做到真正反腐，就要尽可能地缩小公权力所掌控的公共资源的范围，在制度设计上解决公权力的来源问题，避免公职人员利用设计制度之便为自己谋福利。
(光明网记者 宋雅娟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