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从城市到乡村遍地开花 部分由政府推动

　 　广场舞，一场集体主义怀旧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将于明年出台新的公园管理条例，考虑新增对广场舞噪音污染的规范和处罚，对广场舞等活动实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等措施，并拟赋予公园管理部门权限， 对广场舞违规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 。新浪微博紧跟着做了一份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支持对广场舞立法罚款，有78%的网友建议该条例应全国推广。

　　在中国，广场舞正在以“健身”的名义高强度、大范围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中老年人“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小区空地。有人将之形容为“遍地开花”。

　　“花”开的声音有点大，陆续有城市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配乐音量巨大，称其“扰民”。

　　2013年10月，有消息称，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音量过大，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施某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昌平法院受审。

　　另一则来自武汉的消息同样“骇人听闻”：也是今年10月，熊女士等人按惯例来到广场跳舞，还没跳上半小时，众人突然感到有东西从临近的2号楼上飘洒下来，不少人被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众人发现，泼下的竟是粪便。

　　广场舞“扰民”之罪甚至横跨了太平洋。今年8月，美国《侨报》发表题为《纽约华人舞蹈队公园排练音乐扰民遭投诉》的报道，报道称，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目前是华人晨练、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但随之而来的音乐扰民问题不断遭到周围其他族裔的投诉与抗议。日前，一支华人舞蹈队在该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出传票，王女士不日将出庭应诉。

　　汤玉芳，沪籍皖人，1955年出生，50岁时提前退休，定居上海 。年轻时，她带着厂里妇联的几个骨干组织各种文艺演出；退休后，她在小区附近跳起了“广场舞”。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场上跳舞。”汤玉芳说，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她和她的队友们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跳上近2个小时—哪怕下着蒙蒙雨。“我总结了一下，觉得跳广场舞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有好处。跟着我一起跳的人，都说自己身材瘦了一些，而且能够防止老年痴呆。”

　　面对“广场舞扰民”的指责，汤玉芳通情达理：“我们当然理解，有些孩子傍晚回家要做作业，有些人在看电视觉得我们声音太大。不扰民，是我们首先注意的。”为此，汤玉芳特意更换了跳舞的音响设备。但是，她强调，她们不会因此放弃“广场舞”。

　　 缴年费，广场舞也有仪式感

　　加入广场舞队伍之初，汤玉芳只是一个站在后排、跟着领舞老师跳的“学生”，现在，她是一位众人拥护的广场舞领袖，领头的广场舞团队规模已达80余人。在上海西藏北路一带众小区，汤玉芳颇有些“远近闻名”的意味，舞蹈队里人人喊她“汤老师”，隔三差五就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

　　能有如此“江湖地位”，汤玉芳总结，与自己年轻时在工厂所从事的妇联工作有很大关系。“很大规模的厂，有三四千人。我是党组成员，管一些妇联工作。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所以编个舞蹈、唱个歌，都是有些经验的。”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汤玉芳语速飞快、思路清晰。

　　2005年，汤玉芳退休后才到上海。刚开始，陌生的环境和邻里让她颇不适应。后来寻摸了一个裁缝的工作打发时间，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就看楼下一些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每天傍晚六点半、七点，在那儿跳。我在一旁看着看着，就跟着跳起来。去的次数多了，得知她们每年要交钱，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交电费，我也就把钱交了。”缴费，让汤玉芳有了正式加入的仪式感。

　　据汤玉芳介绍，一般情况下，上海的广场舞团体成员都会缴纳一些费用，由领舞老师统一收取、支配。费用有每人每年20元的，也有每人每月5元的，视各领舞老师的意愿而定，但总体来说，“费用是很少的”。

　　曾在长沙做“广场舞”民族志研究的曹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场舞”一度被市民称作“绝经舞”，颇有些“污名化”的意味。但近几年来，出于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并逐渐呈年轻化趋势。在长沙，一般需要缴纳的费用在每人每年40元左右。

　　 广场舞内部分裂，汤玉芳成功逆袭

　　“广场舞”大致可分“排舞”和“交谊舞”。所谓“排舞”，就是大家排成几行几列的队形，由最前面的领舞老师带队一起跳。参与者往往是退休的老大妈，少有男士出现；“交谊舞”则不然，通常被称为“三步、四步”的交谊舞，通常由一位男士带领一位女士，搭配起舞。

　　汤玉芳跳的是“排舞”。一个人在“排舞”中所处的位置，往往能够代表一个人跳舞的熟练程度、舞姿的优美程度。通常情况下，排在最前排的往往是领舞老师或长年练习的“骨干”，排在最末的当然是新人。

　　年轻时的文艺从业经验，让最初排在队伍末尾的汤玉芳迅速走到了第一排。“有一次，一位江苏来的老师教我们一支新舞。这位老师在业内非常有名气，不过老师因为时间紧张，只能教我们一天。没想到，其他人还跟不上拍子，我竟然一天之内就完全学会了。那位老师走过我身旁，也夸了一句：你跳得不错。”顺里成章地，汤玉芳开始教大家跳这支新舞，而她平时因帮助其他队员纠正动作而积攒下的“人缘”，也让其迅速成了众人拥护的对象。

　　如此，原先的领舞老师心生嫌隙，用汤玉芳的话说就是，“那些上海人都搞不清楚，我们外地人脾气爽快，跟她们走不到一起”。十几个拥戴“汤老师”的人跟随她另起炉灶，换到其他场地，开始了自己的“广场舞”生涯，“结果没想到，原先队伍里的人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跳了，第二天就哗啦啦都跟来啦”。

　　研究者曹露观察到，类似汤玉芳所经历的“分裂”，实际上是众多“广场舞”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裂，让同一个地方的“广场舞”队伍越来越多。一些原本的领导者，在遭遇“分裂”后，要么自此放弃队伍，“退下来”；要么进行内部变革。

　　“分裂”后的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群体间的竞争意识。据曹露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一位湖南师范大学的退休女教师，先是参加了学校附近的“广场舞”团体，熟练后感到“舞蹈节奏太慢，更新的速度也不太频繁”，随后带着队伍里的一些成员重新成立了自己的团队，从网上看视频学习舞蹈，甚至到外地“取经”，自此以每周教学一支新舞的速度，迅速将原先的队伍比了下去。

　　而汤玉芳团队“远近闻名”的原因，也正取决于其快速的舞蹈更新速度以及合理的内部管理。“我们现在是两个星期教一支新舞，音乐是我从酷狗上下载的，特别好听。还有，我即便是纠正队员的动作，也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很凶，我不会说你跳错了，我会跟她说：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有些别扭？这样一来，她就会自己去琢磨，发现自己错了。”汤老师的管理经，还包括对新人的帮助—刚加入的新人都被安排在队伍中间，而非传统的最后一排，以保证新人从四个方位都能找到模仿对象；此外，在队伍经费的管理上，她也请来另一位队员监督，以示清廉。

　　 “老不正经”的交谊舞

　　“广场舞”的另一大类“交谊舞”，则是诸多是非的来源。“在我所接触的广场舞者中，对交谊舞大多有些看法。很多人都觉得，这些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的人，怀着一些跳舞之外的目的，有一些老不正经。”曹露说，在长沙，交谊舞者每天都会精心打扮一番，除了个别是夫妻外，其他中年人的舞伴均是妻子或者丈夫之外的人。

　　一个被访问对象甚至公开表达了自己交友的意愿。“那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每天都西装革履地来跳交谊舞。我问他你的妻子为什么不一起来，他反问我：这种场合干吗要叫老婆？老婆什么都不懂，有什么意思？”

　　汤玉芳对“交谊舞”的评价，进一步证实了曹露的观察。“一般人跳交谊舞说自己高雅，高雅是高雅，但也容易引起家庭矛盾。”她补充，“隔壁邻居俩夫妻天天出去跳舞，女方说，跟自己的老公跳没有感觉，就像左手摸右手。结果夫妻俩都跟别人跳，跳出默契来了，一方吃醋了，这几天天天打架，闹离婚。”

　　形形色色的广场“交谊舞”，如今已经越来越成为中老年人与异性交往的场所。一些发现商机的舞蹈培训组织，甚至还开展中老年交谊舞培训班，目标人群就是一些单身、丧偶的老人，除强身健体外，“交谊舞”因其男女搭伴的特殊性，为老年人“交友”带来了便利—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交谊舞”目前仍非“广场舞”主流。

　　 自发群体和政府介入并存

　　“你很难说清楚广场舞最初出现的时间。”研究者曹露说，“已经跳了几年的广场舞者总会告诉你，带她的前辈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汤玉芳的说法与之相同。2005年加入“广场舞”时，她就听说同伴中已经有人练了十几年。

　　在“知乎”上，有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我国的中老年广场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匿名网友称，南方多个城市的“广场舞”最初是出于创文创卫的需要，多有政府推广。该网友列举了国家创文创卫的一整套指标体系，其中就有：业余群众文体活动团队数量(支/街道)、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人/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之前，居委会的人来叫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广场舞，我最终没有去。居委会组织的都有活动经费，要参加比赛，但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并且对专业要求也更高。我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他们基本都要一米六以上—就没有参加。还是自己组织，自娱自乐比较好。”汤玉芳的说法，从侧面证实了部分“广场舞”具备政府组织性质这一猜测。

　　由政府扶持的“广场舞”，除了财政支持外，还有当地群众文化艺术馆指导，各个社区也有专人负责教练、组织。

　　2012年，来自湖南大学35个部门工会的700多名在职教工和200多名离退休老教工联合组成千人广场舞表演队，身穿统一红色服装，伴着《越来越好》及《爱我中华》的旋律，成为当时当地的一道风景。

　　一些卫视也开始介入“广场舞”比赛。江苏卫视在去年推出了大型公益健身类节目《最炫民族风》，镜头对准的是全国1.8亿老人。该节目在全国七大城市进行了招募，在众多“广场舞”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奖金更是高达上百万。

　　“究竟是现有民众自发，还是先有地方政府组织，很难被证实。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城市，以及更接近农村的县城，一些规模较大的‘广场舞’基本都有政府力量介入。××县、××区的广场舞比赛，也是通过地方组织而形成的。”曹露说，“你不能否认自发群体的存在，但一些外来的力量正在推动这个群体进一步扩张。”

　　 集体主义，人类进化中的遗产

　　“你们真的不懂广场舞。宏大喇叭、爆强节奏、整齐划一的步伐，的确穿透了你的鼓膜，但也穿透了大爷大妈沉寂多年的盆腔、附件、子宫内膜和前列腺，奔向30年前人生的黄金时代。”在热闹的“广场舞”纷争中，一位署名骁遥的网友，以诙谐的方式诠释了广场舞者的“心声”。

　　“当年傲视群艳一枝独秀连食堂打饭都要加块肉的厂花，如今不屈又傲然地站在广场舞的前排。退休了下岗了，与这个国家最直接的关系只剩下每个月10号排队领社保了。每天接完孙子孙女下课、做完晚饭等儿子闺女下班，不爱看电视、电脑不会玩的他们循声来到楼下的小广场，这是他们的江湖，明日黄花的擂台，迟暮英雄的战场。”骁遥补充道。他认为，“广场舞”实际上是集体主义生活的歌舞怀旧仪式，“是不甘青春老去又无可奈何的集体墓场”。

　　青年导演王博，在其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协奏曲》中这样写道：“在中国旅行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见到如此多人，如此富有感情。在某个意义上集体主义情感似乎非常重要，不少学者将集体主义情感看成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遗产，他们相信人们跟随节奏集体舞蹈，或是集体合唱，乃至跳舞到欢喜的状态的能力，都是在人类早期的仪式中形成的，使得个体进入一种集体化的身份中，通过进入这种塑造起来的群体意识，个体不再感受恐惧和疼痛，不再质疑同伴，甚至准备自我牺牲。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得以在单独个体无法存活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中国协奏曲》对准了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大量老年人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画面。

　　镜头对准了一个在广场上奋力起跳的中年男人。王博以旁白身份说，“我也遇到一些人，试图用重复以前的事情来追忆过去的感觉，但看上去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一个人说，他非常失望于精神的消逝和理想主义的失败，这些也许是他难以追忆过去的原因。这个世界变了。”

　　毫无疑问，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大广场和最多市民广场的国度，每个广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中国城市中老年人的公共活动空间严重不足。曾经只追求“吃饱穿暖”的这一辈人，如今对精神生活有更为强烈的需求。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广场舞”让一些因“独生子女”政策“空巢”的老人重新有了新的精神寄托。

　　沉浸在欢快音乐里的“广场舞”者们，沉浸在对集体主义生活的怀旧里—分贝越大，沉浸越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一群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他们最爱跳的一支曲子是这样唱的：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