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带娃难两全 职场妈妈的“双重焦虑”怎么破？

　　中新网北京5月8日电（张依琳）“出门要搬砖，回家要带娃。”这是很多职场女性升级为妈妈后的真实写照。生育带娃的同时又要兼顾事业，“双重身份”对每一位职场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每个小家，同时也令全社会关注。

　　“密集母职”带来的双重压力

　　凌晨2点，金雅哄好女儿又打开了修改项目文案的电脑。休完产假回归职场，一边要尽快跟上节奏，一边又要哺乳和照顾宝宝，她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生娃的花销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要给家里减轻经济压力，赚点奶粉钱。”但刚复工后金雅不太适应，带娃时见缝插针地工作，每天都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大家都说上班是996，带娃可是007。”

　　许多职场妈妈和金雅一样，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反复摸索，寻找职场妈妈的生活法则。

　　近日，有机构发布的《2022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从生育意愿不强的原因来看，养孩子经济负担重仍是职场妈妈和职场爸爸的首要顾虑。其次，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带孩子”。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婓也曾对媒体表示，“密集母职”给职场女性带来无形却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我国女性的就业率比其他国家高，对于职场妈妈而言，就要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为职场妈妈们保驾护航，政府层面已经提出相应措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将生育涉及的经济成本纳入面向全员的个税专项扣除，是当前最直接、最可操作，且能体现降低养育成本的比较有效的措施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曾表示。

　　“队友”不给力，哪里有给力的职场妈妈？

　　30岁的叶子每天下班到家，就会被两个喊着“妈妈抱”的人类幼崽缠住。工作常常脱不开身，但又想花时间多陪陪孩子，叶子感觉做职场妈妈每天精力不足。“希望自己是哪吒，需要有三头六臂才行。”

　　叶子精神压力大的一个因素来自她的另一半。想要同时做好女强人和好母亲的“双重身份”，长期的睡眠不足让她的黑眼圈不断加深。“我的老公只会刷着手机让我‘多睡觉’，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2022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2成职场妈妈经历“丧偶式”育儿。据统计，38.4%的职场妈妈表示配偶“有空会分担家务和照顾小孩”，但是也有23.1%的职场妈妈表示丈夫“基本没有承担家务、照顾小孩的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在加大生育、养育保障等方面，父亲在家庭生育支持中的缺位已经引起重视，多地都增设了男性陪产假、护理假等。

　　例如，江西省在去年9月通过新修订的《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增加产假90日，达188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30日，男性陪产假增加15天。

　　广西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增加男方产前检查陪护假，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享受产前检查陪护假5天；夫妻双方在子女0~3周岁期间，每年分别累计享受育儿假10天。

　　缓解就业歧视，职场妈妈不掉队

　　近年来，关于职场妈妈遭遇的“生育瓶颈”，除了难以平衡工作和生活，许多妈妈都提到了就业歧视的问题。

　　“有朋友休完产假后发现自己被放在了边缘的岗位，全职妈妈回归职场寻找机会的时候也出现四处碰壁的情况。”叶子表示。

　　“在就业方面，很多人在研究中，把女性的生育和养育等相关角色带来的负面效应叫做‘母职惩罚’，这很形象地说明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比如女性在就业、晋升等方面遭遇的隐性歧视等。”陆杰华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母职惩罚”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一直存在。

　　生育问题成为职场妈妈遭遇性别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保障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也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年龄等就业歧视，着力解决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今年4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二次审议，修订草案二审稿在防性别歧视方面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职工生育休假制度，保障孕产期女职工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益。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

　　此外，多地的政策也规定延长产假等不得影响晋级、调整工资。

　　例如，北京规定，按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享受陪产假15日。男女双方休假期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将其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工资不得降低。

　　在浙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计158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浙江强调，延长产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用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给予其他优惠待遇。

　　 相关报道：

　　 中国青年报：女性上得职场 男性也要“下得厨房”（中国青年报）

　　2月21日，针对公众关心的妇女、生育、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政协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陆杰华教授。其间，在谈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陆杰华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陆杰华的这番发言，颇具洞见地指出了家庭事务这个“被遮蔽的领域”对性别平等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不均等地位，值得社会思考与讨论。

　　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就业，是性别平权的重要一环。基于历史、社会层面的多重原因，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曾普遍处于“家庭主妇”或是“待字闺中”的状态，曾经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城乡女性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站上了各行各业的核心岗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初步照进了现实。然而，中国女性虽然普遍参与工作，阻碍女性在职场发展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仍存在于不少行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等传统积习，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甚广。

　　当女性告别“主妇”身份走向职场，和男性同场竞技时，双方看似实现了机会平等，其实却并未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负重”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双方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但在带孩子、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事务中，妻子却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以此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一名女性如果过度关注职场事务，对家务有所怠慢，很容易被人指为“不顾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男性显然极少受到这样的审视与指责，甚至反而会因为爱做家务，被人讥讽为“小男人”“怕老婆”“家庭妇男”。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就业时，很难拿出和男性同等的个人精力。而在家庭内部，家务压力过度集中于一方，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潜在矛盾源。

　　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主要数据情况。调查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76.1%、67.5%和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240分钟）也显著短于男性（297分钟）。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里投入的多了，在那里投入的就要少，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公共领域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一目标扩展到家庭领域，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事务、更多承担家务劳动责任。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当代社会男性从事生产劳动、女性负责家务劳动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父权制妥协的结果。这种僵硬的分工忽略了男女两性的个体意志，也损害了其自由发展的权利，不仅限制了女性走向社会，同时也给男性套上了额外的道德枷锁，客观来说对男女双方都构成了不平等。从这个角度上看，今天我们主张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同步推进两性平等参与，也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解放。

　　2016年，一部名为《逃避可耻但有用》的日剧热播。剧中由新垣结衣饰演的女主角为男主角提供付费家务劳动，组成“合约夫妻”的做法，虽然是文艺作品的虚构，却向现实世界发出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应被重视”的提醒信号，由此引发了大量讨论。家务劳动不是可有可无的杂务，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工作。也只有看到家务劳动的价值，正视家务劳动分配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更全面地评估性别平等事业的推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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