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人的抗战记忆

02.09.2015  11:19
师大人的抗战记忆

编者按:

      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今年3月,校党委宣传部、离退休处参与省老干部局关于出版反映四川老干部抗战历史功绩书籍的工作,完成了校内1945年9月3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参加革命工作且健在的四川省属离休干部抗战期间主要事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现将整理资料发表于后。

李牧之:守护不可忘却的记忆

        人物简介:李牧之,原名苏春芳,女,汉族,籍贯山西省徐沟县,1940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后任川北革大学员,川北区、遂宁地委组织部科长;1959年后任四川师范大学党总支书记、组织部长、人事处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现享受正厅级待遇。

        主要事迹:李牧之,出生于1919年9月3日,山西省徐沟县北坊人,出身中农,初中文化程度,1940年冬因在本县参加抗日活动,为了工作方便,曾用名张晶清,1941年7月被捕后改名王静。丈夫常耀五,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计划处处长。她在本县县立女子两级学校读书阶段,受焦桂兰、安启凤影响较大,二人对她摆脱家庭的束缚,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起了促进和启蒙作用。

        1940年党的工作在晋中开展得热火朝天,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在广大群众和知识界传开,抗日救亡歌声离敌人三里地都可以唱起来。中心区妇救会工作同时也到达晋中,常耀五家成为当时抗日活动的中心,抗日干部来往不绝,新华日报每天都到。对于李牧之来说,学生时代爱国思想抬了头,在日本人的高压下,家乡男女老少都处于恐怖的状态中,敌人的烧杀掳夺,激起了她的怒火。当时,常耀五日夜奔赴于抗日救亡的战线上,正是在爱人常耀五的支持下,她参加了妇救会。

        1940年10—12月底,通过妇救会和教委会介绍,李牧之以公开名誉小学教员身份在徐西区南里旺村担任小学教员,更名张晶清。同时她担任了秘密冬学教员,开展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工作。12月后因敌探告密,遭到逮捕她,幸运的是当时她已离开南里旺村小学。1941年,她正式参加了徐西区妇救会工作。

        1941年,日寇进行了疯狂的惨无人道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组织上为了保存实力,进行了适当的撤退工作,在清太徐一带仅留下少数党、政、群干部,并转入更加秘密活动状态,坚守阵地伺机而动。中心区妇救会决定将她与战友李岚留在平川,虽然二人执行了隐蔽政策,但由于敌探告密,于1941年7月在徐西区北宜武村一个老百姓家中被捕。在被捕的18天中,敌人曾采取威逼、利诱、欺骗、打骂等阴险毒辣手段审问二人,但二李均以“家里生活没法,想到山上读书,半路上住在老百姓家里”为由,始终保持口径一致,严守党的秘密,以至于敌人没有拿到一点证据。同时在当时区委书记李景文、清徐县县长王冰、清徐县政府民政科长常耀五等同志的活动下,经过多方周转,花了1300元,将二人顺利救出。

        被捕出狱后,李牧之随清徐党、政、群干部撤退到清太山边住五个月。1942年1月经八分区抗联介绍(当时八分区全体女干部都调往后方学习),李牧之到晋西北师范学校学习,先后学习4年,直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日寇宣布投降后,组织将她上调到太原区工作团。

        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她在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文化水平上都有了全面的提高:由对革命的模糊认识到初步有了政治觉悟,由对抗日救国的真理和正义行动上升到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萌芽理想阶段。她积极努力,入校3个月即承担了学生会主席的工作;入校一年后,在全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受到表扬,被树为模范。党支部即时对她进行培养和了解,确定为建党对象。1949年1月举行了入党仪式,候补期一年半,并于1950年7月按期更正,此后她一直宣传党的政策,继续为党组织工作。


1948.12.15合影于徐沟城内,二排右一为李牧之


摄于1950,后排右二为李牧之

 

贺新民:不畏霜寒意志坚

              人物简介:贺新民,男,汉族, 籍贯四川岳池。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44年进入川大。解放后曾在重庆市文教接管委和西南革大总校等处工作;1951年调往西南民族大学工作,后期调往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数学软件科学学院副教授职务,1978年离休,现享受正厅级待遇。

              主要事迹:1938年9月,贺新民同志由党支部杨拯中(后改名杨勤)介绍入党,入党后担任过党小组长,参与地下工作,同期填表化名贺竹山。后来在1939年初成立的学生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39年夏天,他被支部的叛徒告密,支委三人遭到伪县政府传讯,被逼问党内的组织情况和为何组织学潮。时年15岁的贺新民,对这些逼问毫不留情地驳斥,顶住一切压力保卫党和同志。最后敌人无奈,提枪将其押往拘留所。

              组织上知道了贺新民在法庭上的表现,关怀甚切,支部杨拯中来探望,叫他“设法脱险”,“写个悔过书,承认个错误敷衍一下”,他接受了意见,在一张便条上含糊写下约二三十个字,大意为:我年纪尚小,应好好读书,不闹学潮,不搞异党活动。

              作为一名少年革命者,贺新民在法庭上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誓死保卫党,彰显了共产党员崇高的气节,难能可贵。出狱后,反动校方及三青团筹备处的人对他进行严格监视,认为他冥顽,反动教师兼班主任宋以谨扬言要与他算总账,班上的同学张功书暗中查问他的行踪。班级氛围紧张,外出不能得到批准,贺新民年纪轻,缺乏经验,无法摆脱困境。临近期末,校方也勒令其退学。

              1939年下半年,贺新民被逐出岳中,同时面临政治与失学的压力,于是顶着大热天气徒步跋涉来往南充、广安、合川求学。大多学校要毕业证书和同等学历的证书,他因遭到迫害离校时一无所有,未被录取,遭受失败的他此时已焦头烂额。“天无绝人之路”,一所从江苏迁到合川不久的私立崇敬中学收下了贺新民。

              半年时间贺新民认识了赵家政、伍曦辉等进步青年,他们组建读书会,会务活动除了讨论实事,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外还办有壁报,形成了一支战斗力量。在孙中山寿辰时,他借此机会以逸夫笔名撰写了题为《纪念孙总理,要不忘抗日》的文章,但不久引发了更猛烈的反动派“查书”的动作,受迫害后他离开合川。

              1940年,私立戴英中学接受了辍学的贺新民,该校校长办学目的是“培育英才,匡救时艰”,此期间,校内环境稳定但社会上的风气依然是反动派主导,贺新民仍然不敢妄动,只能将革命热情转化成学习动力,1944年他进入四川大学。成都市事件爆发后,学生运动风云四起,他参加了“援昆血案”“沈崇事件”“反中美商约”“援助华西晚报事件”等。后来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自1946年起,他与地下党同志张万禄直接联系。为了团结群众,贺新民发起和参与组织了不少社团,如,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十月社”。1947年春,他发起组织了“综合社”。1947年“六二”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他参与发动了罢课运动。1947年冬,他担任“川大学生团体联谊会”发动的一场助学运动的一个方面的负责人。这一连串的学生运动和长时间的夜间活动使他不堪重负、劳累致病直到“九九”运动过去才离校治病。

              之后,贺新民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在协进中学,他栽培了一批进步青年。1949年,在重庆中南中学,他参加组织了武装护校,揭露了反动分子造谣挑唆学生离校等,组织迎接解放,宣传党的政策,继续为党组织工作。 


1941年前后贺新民证件照


1944年国立四川大学学生第八届全体理事会,最后一排右二为贺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