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环保局局长陈琳直面跨年霾：挨骂，也是一种动力
2015年4月21日，陈琳参加2015年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暨全市环保宣教工作现场会。
2015年9月1日，陈琳审查节能垃圾发电厂。
2015年1月14日，陈琳与歌手王铮亮参加“2015成都环保力量”活动。
距离岁末年初那场“跨年霾”，已整整过了7天。
连续12天，频繁看手机，给陈琳留下了“后遗症”——他总会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划亮屏幕，手指点开环境监测总站和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APP，AQI指数、空气质量级别、数据对比，了然于心。“污染那几天，每个小时都要看一回数据。”他笑着解释。
2013年1月，陈琳履新成都市环保局局长。2013年1月开始，成都采用空气质量新国标。这位被戏称为“雾霾中受命”的环保局局长，任职3年来，被问最多的话题，依然是雾霾。
“问嘛，我准备好了。”陈琳笑了笑，望着记者。在成都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分组讨论现场，此时，他正中场休息。日渐提高的“蓝天”需求，让他无法充分准备好，而是时时刻刻在准备中，“这种努力还要十来年。”
2015年底至2016年初，成都经历了长达12天的雾霾天气。
谈挨骂>>
“看网上评论，容易纠结”
2015年12月26日，成都陷入“霾伏”，这场“跨年霾”，长达12天。
那几天，陈琳压力很大。他每个小时都要看一次空气质量数据。随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污染物走向如何?逆温层构成啥样?有天晚上11点了，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收到他的微信：“预报了明天冷空气要来，凌晨后污染就会改善，为什么这个时段，污染物浓度还在上升?”
实际上，陈琳的这种焦灼，在往年更多。“2014年，严重污染了7天;2015年，只有1天。去年末，全国‘十面霾伏’，沈阳、北京都一度爆表，最高的时候，AQI指数超过了1000，我们小时值最高也没有400，其实全年也就12月30日唯一一天超过300，严重污染，事实上，近年来一直有所改善。”
让他欣慰的，还有“成都蓝”的出现。“去年春夏时，成都蓝天很多，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场景，一度也能看到。这对成都来说，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他回忆，但“跨年霾”的到来，让这些“一笔勾销”，“只要雾霾了，前面200天的好天气，就被埋没了。”
作为环保局长，会上网看评论吗?“要看，不会看太多。看了容易纠结，环保人最容易纠结。”他握拳，一二三数开，监测、监管、治理，环保人需要一一做到，但这些藏在背后的工作，老百姓看不到，很难被理解。“一旦重度污染了，就会挨骂。”
挨骂，也是一种动力。“老百姓感受的污染，是切实际的，一定得改善。这次雾霾后，我一直在思考，雾霾来的时候，怎样才能破霾?比如预警预报，现在我们能预测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准确率很高，能不能再提高，比如到提前5天。”
根据未来空气状况启动的预案，也在他的思考范畴：“橙色预案时，相关重点涉气污染企业减产30%;红色预案时，减产50%，机动车也有单双号限行。能不能提前执行预案，减少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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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下，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12日，成都召开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环保局长陈琳缺席了。
当天，他在北京参加2016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备受关注。在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提出，空气污染治理，不仅要继续关注PM2.5问题，还要关注优良天目标。
这一目标，迅速在蓉城落地：《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到2020年，力争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70%以上。
新标准更“接地气”，老百姓能够直观感受到。
“这意味着影响‘蓝天’的其他污染物，同样也纳入治理目标，比如臭氧。”陈琳舞了一下双手，“以往我们说空气改善，是从技术层面出发，从污染物浓度降低来比较，比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PM10、PM2.5，老百姓不能直观感受到。用优良天数比率来制定目标，是从老百姓出发，他们要的是蓝天，这个指标能够一目了然。”
但对于陈琳来说，这却是更大的挑战。
2013年起，成都作为全国首批实施空气质量评价新国标的城市，用AQI代替API，评价空气质量。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三因子基础上，增加了一氧化碳、臭氧和PM2.5，相关指标也收严，“用老标准评价，本来是优良天，换了新标准，可能就是轻度污染。因此，不少老百姓就会质问：以前天气都很好，现在怎么突然就雾霾了?”
“目标很难、担子很重、压力很大。”陈琳皱了皱眉头，脱口而出3个“很”字，不过，他话锋一转：“虽然有一定距离，但要想尽各种办法，力争目标实现。”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