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燕郊：边界线上的苦与乐

　　燕郊的区域中心，是和北京接壤的一条边界线。城市从边界线开始蔓延，往外生长。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都以第一时间跨过边界线进北京为目的，这也带来独特的边界生态。制造边界与消解边界，是永恒的博弈。

　　边界苦与乐

　　2017年从美院毕业后，我在燕郊住了四年，直到2021年夏天，因为疫情搬到检查站西侧的宋庄。

　　燕郊位于北京的正东面，西北侧与北京通州、顺义接壤，往东南就能进天津，虽然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但不论东南西北，燕郊以及整个三河市与河北省都不挨着，是一片非常有趣的飞地。

　　燕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距离北京非常近，甚至被称为“睡城”——专供北漂打工族晚上睡觉。北京的边界并非一个规则的环形，东面凹进去的一块就挨着燕郊，距离天安门不过30公里。这个距离要从市中心往东北开，连密云区的边都摸不着。而如果开车走高速去北京平谷区，你甚至要先穿过燕郊“上空”，然后才能落地平谷。

　　距离国家心脏如此之近，但燕郊却只是一个镇，这还是我填快递地址时才发现的，这决定着很多潜在的发展逻辑。这些因素塑造出的燕郊的独特飞地生活，恐怕是全国其他小镇生活都无法取代的体验。

　　很多说不清道不明、被主流视野遮蔽的新可能，都容易在三不管的边界地带发生，燕郊就成了这样一个两头都忽略的真空地带。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人才倾注在北京，如同高水位的巨型水库。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北京河北两地管理差异，让燕郊如同水库最低处的泄洪口一样，以巨大的落差承接了飞泻而下的人才资源。

　　边界落差的一面成就了燕郊，治理盲区的一面又带来了各种现实弊病。燕郊生活的得与失，苦与乐，发展与缺陷，都与边界生态息息相关。

　　我第一次去燕郊是在2013年，那时本科毕业刚到北京，连北京有几个区都搞不清楚，就稀里糊涂的被朋友拉到燕郊去参加展览了，当时燕郊的边界特点就已经体现地淋漓尽致了。

　　朋友带我在位于北京与燕郊的边界的潮白河溜达，发现许多人在河滩荒地中的一块小池塘里游泳戏水，所有人都挤在池塘东面游玩，靠近北京一侧的西面空荡荡的。两侧的火热与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大惑不解，仔细看才发现北京一侧的岸堤上，坐着一个“红袖章”。一旦有人游泳越过了河道中线，红袖章就会大声呵斥和驱赶。泳客解释说红袖章在北京地界，职责是禁止人们下水野泳，防止溺水发生意外。但燕郊一侧水域属于河北，如果在京外水域嬉水，红袖章就会无视泳客。对于泳客来说，这是自由，是脱离管控的欢乐。对于我，可能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地图上抽象的边界降落在真实世界的样子。

　　除了生活上的弱管控，边界作为治理的盲区，其实也塑造了最早燕郊的经济生态。刚去燕郊找房时，房产中介就告诉我，燕郊的支柱产业之一是传销，人数甚至多到了几乎能承包小区的程度。很多小区装修平平，环境一般，但租金奇高，都是因为大量传销入驻。他们不太在意租金，而且日常生活单调，不会折腾和损坏房子，所以深受广大房东喜爱。到后来国家重点打击传销，甚至出台政策让房东也承担连带责任后，这一群体才在燕郊彻底消失。

　　在某些方面，有时则表现为扔掉标准，用实践重建。比如大家熟悉的天子大酒店，我认为就是这一象征。这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在一个有成熟规划的城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日复一日，

　　跨城问题

　　我2017年一搬到燕郊，就听说这里有条路，叫“福成路”。燕郊早年粗放发展，有能力打通路子的人就可以掌握更多资源，拿到更多地，盖更多房子。这中间有位风云人物叫李福成，榨油赚的第一桶金，据说是燕郊首富，堪比香港李嘉诚。根据新闻报道，他今年已被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虚开发票罪、单位行贿罪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但如今燕郊依然有很多随处可见的福成痕迹。比如“福成上上城”，好多小区叫这个名字。超市里也有很多福成牛羊肉，似乎除了地产，这位首富还涉足了其他的产业。那条福成路，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事还觉得挺冤，为什么我的路名“葛宇路”要摘牌，他的路就可以留到今天？

　　规划问题并不总是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呈现，粗放治理和规划更多带来的还是生活上日复一日的难题。据说，大概有50万人每天通勤往返于北京和河北。再加上那些不需要进京工作的居民，燕郊镇的实际人口密度可能相当惊人。涌进燕郊的北漂们显然“身在燕郊心在京”，大多选择置业在紧邻北京的燕郊西侧燕顺路一带。地产商做生意投其所好，边界上的房子挤挤挨挨。结果早晚高峰交通拥挤不堪，通勤时段沿路各个小区一起出动，大家一起挤在燕顺路，日复一日地遭罪。边界两侧的建筑也形成了一种反差奇观，农田绿树、矮房村落的是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反而是燕郊。

　　快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每逢华北雨季，燕顺路就成了威尼斯。我对此深有体会，毕竟曾经半夜在大腿深的水中摸索了数公里才上岸到家。就算是不怎么积水的小雨天，日子也不顺遂，碰上急事叫不到车进京，就只能曲线救国、人货混装，用货拉拉把自己拉进城去。

　　除了这些所谓内部问题，更多的还有边界带来的跨城问题。你可以坐在车上闭眼装睡不看窗外，也可以无视地图上绛红色的特定堵车路段，但到了进京检查站你一定要配合提供身份信息。我遇到最夸张的一次是在距离检查站5公里处上车，车上睡了三小时自然醒，醒来发现还没通过检查站。

　　2020年夏天，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出京也修起了检查站，跨城路段堵车堵得望不到头。

　　边缘，也是中心

　　《一代宗师》里的叶问说人有四季，扛过了离校时的寒冬，我的春天其实是在燕郊悄悄到来的。

　　对很多住在燕郊的人来说，这里好像永远是一个过渡，总是希望能跳过边界线，到河的对岸去。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里就是目的地，你会发现燕郊能挖掘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慢慢就会发现，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依赖传统的“中心”，“边缘”的状态也就相应地消解了。

　　我正式住进燕郊，是在2017年研究生离校后了。那阵子很尴尬，高不成低不就，回武汉觉得文化交流少，留北京又找不到工作，青黄不接交不起房租，只能住城中村。赶上北京拆除了大量城中村，连续半年被驱赶搬了三次家，能负担得起的住宅楼最近的就是燕郊了。很多最初搬到燕郊的北漂们，大都理由和我那时都差不多：生活所迫。

　　搬到燕郊以后，我的生活质量几乎是火箭式的上升。当时租的房子大约90平米，两室一厅，一年的房租加物业不到两万块钱，房租四年没涨过。除了房东的支持，还得感谢对传销的清剿。而且心里踏实多了，再也没有人敲门告知房屋违法，随时必须搬离。统一供暖和住宅保温技术，让我的卧室再也不会冬天结冰。宽敞的厨房，标准又廉价的燃气供应让我可以在家做饭，这既降低了生活成本，还提高了生活质量。

　　告别了城中村的握手楼，窗外不再是别人家的窗户或者墙，而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通州。冬天看着楼下湖面的垂钓和溜冰。午夜床上洒满月光，黄昏远眺夕阳。望西CBD区和中国尊清晰可见，望北则可以看见燕山山脉的群山轮廓，像极了杜甫诗里写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燕郊的国际化程度其实挺高的，半夜小区能撞见俄国人，拼车能碰上韩国人，吃个兰州拉面还能遇见非洲人。人口稠密的街区商店甚至可以买到全球各类食物饮品，韩国大酱，俄罗斯烈酒，欧洲牛奶，日本巧克力，数不胜数，要知道在北京这类商店一般只在亮马桥使馆区才能找得到。大概也都是异国求生艰辛，才选择这片价格洼地定居吧。

　　疫情前往返北京也十分方便，5000人的司机大群加顺风车软件让我可以非常便宜高效地往返北京。大望桥附近24小时都有回燕郊的上班族，15块钱就能把你带回家。顺风车司机又来自各行各业，坐顺风车绝对也是燕郊生活的趣味组成部分之一。比如有一次，同路乘客刚吃完蒜味麻辣烫，却拼到了一辆保时捷，偏偏乘客还是个话痨，司机沉默了半天实在没忍住，冷不丁问他吃的是不是杨国福时，我差点笑趴。

　　很多美院毕业的朋友陆续也都定居燕郊，开心之余也越来越热闹，逢年过节就招呼各种朋友来家里玩。24小时便利店随时送酒，宽敞的客厅加上常年租不出去的楼下，让我们可以放肆地在客厅跳舞蹦跶。年关到了，河边堤上有居民放烟火，窝在椅子里，和朋友一起吃着羊肉喝着酒，看着礼花在窗前绽放。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些美好的画面。

　　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是由爱而非恐惧驱使，燕郊低消耗的清贫，反而带来了极大的富足感，让我得以真正慢下来去思考作为人的意义，以及穷尽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几年我申请了很多国外驻留，由于低廉的房租，我在外也可以轻装上阵，国外机构只需支付我的差旅和基础开销就行。当初确实也没想到，通往世界道路的起点竟然在燕郊。

　　燕郊也给了我很多灵感的启发。由于超长的跨城生活，大部分时候我都和女朋友分居两地，她平时工作和生活在北京海淀。我住潮白河边，窗外西侧就是北京通州，从西北吹来看不见的风有时微弱到难以察觉，有时又强烈到你无法忽略。这种风一般不确定、不可控、看不见摸不着的遥远感觉，像极了身处燕郊的我对女朋友的思念。被迫分居两地的现实困境也源于某种北京中心传导出来的压力，而每次进京在检查站感受到的忽大忽小不确定的阻力，像极了迎面吹来的风。这些混杂了思念与苦涩的内容，我无法直白地向她诉说，所以在她生日那天，我决定用风给她寄一封无字信，做成了作品《吹往北京的风》。当风吹着这封无字信，跨越燕郊和北京送到她手中时，这一路的距离与坎坷，早已用无言的方式在风中写完了。

　　我现在住在六环外通州的宋庄，大概是从燕郊进京以后能找到的第一个聚居区，房租也很给面子地翻了倍。我至今仍时不时地回燕郊聚餐、购物，以及带朋友去天子大酒店朝圣。

　　选择离开燕郊是无奈的，因为去年北京很多单位禁止离京过年，我女朋友不幸是其中之一。疫情加剧了城市的边界感，京外地区很难和北京平起平坐，疫情让这一潜藏在背后的区域问题被放到了台前。但我也很清楚我对边缘地带生活方式的迷恋，所以即使搬家也仅仅只是跳过检查站而已。我的生活定居地仍为“环京”，这既是地带，也是心态，一片依赖北京但又始终在边缘漂浮的空间，时远时近。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出生于小城，但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座小城。存在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参差多态的中小城市，因为流动速度慢，既能舒适地工作与生活，又能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重建城乡连续体的纽带和中介。

　　“小城之春”是三联人文城市联合策展人崔灿灿展开的城市项目，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众多小城市的变迁。我们邀请了十几位生活在北上广深或是小城中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导演、科学家、学者重返故乡，或是进入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小城变迁之中，呈现对于小城故事的全新理解和叙述。制作出的视频将陆续在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及三联中读平台发布，后续还将推出“小城之春”主题展览。“小城之春”在春天开始，并在这样一个希望的季节持续生长。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