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城乡协同一体要实行差别化战略

　　 作者：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倪鹏飞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一划时代的世纪工程，不仅可以使中国社会实现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而且可能使中国文明发生从简单轮回向螺旋上升的跨越，不仅可以改变世界发展的格局，而且可能加速人类文明的进程。

　　但是，要通过健康的城镇化实现这一社会文明的成功跃迁，需要妥善处理涉及城镇化的若干重要关系。

　　 城乡协同一体是新型城镇化的标志性路径与目标

　　城与乡作为两种不同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不同的人口分布和不同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城与乡拥有诸多方面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有可能也需要有机结合和协同一体。

　　2002年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1，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降至3倍以下；与此同时，农村建立了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均衡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些先发区域和城乡统筹试点区域正在迈向包括城乡产业、要素市场等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一体和融合发展。

　　 制度缺失使城乡失衡变得复杂而剧烈

　　尽管城乡关系加剧恶化的趋势有所缓解，但直到目前，中国的城乡分割与对立以及城市剥夺农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分化的趋势仍然在持续。就目前全国整体而言，城乡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落差巨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城乡居民的收入悬殊，法律规定和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城乡之间还存在差别，城乡产业发展相互绝缘，城乡生产要素还远不能自由流动和等价交换。

　　更为棘手的两难问题是：试图通过要素市场化建设与改革，来扩展农民权益的改革，结果可能被利益团体利用来侵害农民的权益。试图通过差别化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来因地制宜地促进城乡一体，结果导致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碎片化，城乡及地区的分割。试图通过大规模地在农村和小城镇布局公共资源，以促进城乡均衡配置公共资源，结果因为农村人口分散，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模不经济或相对过剩，从而严重损害了经济的效率。原因何在？

　　首先，城乡关系阶段性失衡的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使然。

　　其次，开放背景与大国特征使城乡关系变得复杂。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外生因素的介入可能使得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非农产业可以脱离农业、城市可以脱离农村获得发展，进而带来半城镇化，工业与农业的绝缘，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区际人口资源要素非均质、区际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聚集，会加剧区际及城乡分割、失衡与对立。

　　再次，制度缺陷与缺失加剧了城乡关系的进一步失衡。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尤其是农村土地、资源和环境等权属关系单薄且模糊，限制了资源环境的商品化、资产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市场制度建设滞后，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劳动力或者没有建立交易市场，或者市场存在扭曲，“绿水青山”无法成为“金山银山”；政府干预过度，行政体制与财税制度导致政府过度支配资源要素，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过度配给在城市和行政级别高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