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降职不上班不是真正的“能上能下”

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颜世元被降职处理，目前任职山东省政协办公厅副巡视员，级别副厅，成为又一名被降职处理的原省部级高官。据无界新闻报道，近一个月以来，颜世元几乎未在山东省政协机关办公大楼出现过。“（颜世元）去省政协任职只是个说法，无所谓报到不报到。他现在基本处于退休状态，据说心态还不错，平常在家养养花、弄弄草。”一位接近山东政协系统的消息人士说。

据公开资料，颜世元1956年出生，还有一年才到退休年龄。即使被降职处理，他仍是一名在职公务员，应该在新的岗位上上完这一年班。“处于退休状态”显然是不正常的，甚至有“领空饷”的嫌疑。但纵观这两年省部级高官被降职的案例，似乎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都语焉不详，比如江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降职为科员后，当地官员就认为他不会再回到省委办公了，并反问记者“原来的下属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将干部“能上能下”纳入党的干部管理制度的尝试。过去，我们看到一个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被处理，多数情况要么是因违法犯罪落马，要么是轻微处分，中间没有缓冲地带。视干部违纪情节的轻重，制定合理、合法的处分措施，符合从严治党和科学执政的要求。如果上述原省部级高官被降职后，没有全力投入新的工作岗位，那就没有真正的“下”。

官员“能上能下”，既是现代政治的特征，在中国也有传统文化支撑，实在找不到那些前高官犯了错后被降职，还矫情地在乎面子不肯上班的理由。在中国古代，高官被贬职甚至被流放边疆，都屡见不鲜。杭州西湖著名的苏堤，就是苏东坡在政坛不得志时，外放杭州时组织修建的，怎么就没看到像苏东坡这样被贬的古代官员下去后不做事？而西方国家的高级官员下台后，经常愿意充当所在政党不太重要的角色，或回归到普通议员的职位，或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

当然，对一些接近退休年龄被降职处理的官员，他们在政治上已没有“东山再起”的空间，他们在低级别的岗位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励精图治的心思。这就需要纪检监察部门和他们新岗位所属部门加强监督，至少要求他们干完最基本的工作，而不能消极怠工。主管者决不能碍于所谓人情世故，甚至因为之前还是被降职官员的下属，就放松要求、放任不管。“能上能下”现阶段的重点，就是做好“下”的工作，让下去的官员适应新岗位，履行对纳税人应尽的责任。

随着“能上能下”制度的完善，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些年富力强的官员被降职的情况。那个时候媒体不光要紧盯接近退休年龄的原省部级高官，也要注意这些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的官员被降职后的情况。下去的官员，固然因为是犯了某些错误，但这些错误尚没有构成犯罪，这些官员的政治生命自然也有延续的可能。如果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表现出色，也要有合理合规的渠道让他们重新上去。“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后，舆论也不必对犯过错误的官员再被起用而大惊小怪。

不管如何，现在出现个别下去的官员不认真上班，甚至进入实质上的“退休”状态，并没有实现“能上能下”的预期目标，甚至是对“能上能下”这项制度的曲解。我们不光要关注高级别官员被降职的处分，更要关注他们被处分后，如何接受和适应新岗位。作为降职处分本身，在他们被分配新的岗位的那一刻，这一处分已经达到目标。但作为“能上能下”这项制度，“下去”之后怎么样，才是考验制度是否形成常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