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间自杀官员已达112人 主因是心理疾患
文/李松
近年，各地官员因抑郁症等心理疾患致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来自媒体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
如此频度的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尽管很多，但心理疾患始终有极高占比，类似“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的表达，在官员的遗书中屡见不鲜。
这提醒我们，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要让这一掌管公共资源分配的群体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已有必要将心理干预纳入执政者视野。
就中国官员群体而言，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压力源”：
一是繁忙的工作与偏负面的舆情导致的心理倦怠。在当前官员群体中，心理疲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基层官员尤甚，他们与各种琐碎矛盾纠纷打交道，工作节奏快，加班加点是常态，且常处于害怕犯错的焦虑中。尤其是在拆迁、信访、司法岗位工作的官员，在时常出现的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面前，更易出现情感压抑、工作失控、言语暴躁等状况。
工作超负荷，不少基层官员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到工作中，无暇照顾家庭及子女，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压力，也给官员带来很大的心理负面影响。
二是“本领恐慌”与个体无力感引发的心理焦虑。由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官员学习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压力倍增，这一方面有更新知识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常要面对“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的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回应公众的要求与期待，需要整个系统的变革。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当下，中央对官员约束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加上对腐败零容忍、对“为官不为”加强问责等，“为官不易”开始成为官员新常态，新的政治生态，心理转轨和调试成为必然。
官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但现实状况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从个人角度分析，不少官员对心理问题认识存在偏差，将心理健康等同于思想问题，导致官员不敢说不想说，更不会向别人承认，担心被指手画脚和影响仕途。即使有个别官员向心理专业人士咨询、问诊和治疗，也基本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怕被别人知道。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官员培训内容，往往侧重在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上，缺乏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学化的足够训练，以致官员心理压力难以找到缓释渠道。
由此可见，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表面上只是个体心理现象，但深层次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推动这一问题解决，可从三方面做些新的尝试。
首先是加大对官员心理健康的有效干预。通过建立科学的心理咨询和测试体系，及时准确评估公务员心理状况。对于官员普遍的敏感和顾虑，可通过专业“外包”试行解决。同时注意把握事件点，及时疏导。经验表明，官员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多数出现在矛盾集中、岗位调整时期，关键节点的疏导很重要。
其次是加强对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央党校、公务员专门培训机构要适当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针对压力较大、承担特殊工作的官员群体，比如公、检、法和各安全部门等，应进行专项的心理辅导。
我们必须承认，外界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官员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自己平时也应主动多学些心理学知识，学会自我调节，包括宣泄、幽默、升华，还有放松、助人等等。
三是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生态。健康的心理来自于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社会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如果权力能在“阳光”下运行，少一些不当的竞争性，减少暗箱操作和不透明，这样也容易与社会和他人形成比较平和的关系，有利于官员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在官员选拔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不但要增强官员选拔的公开性和程序性，还要考虑官员选拔的民意基础，使官员晋升有序而公正，从而减少因仕途不可预期而带来心理压力。
与此同时，也要呼唤平和理性的舆论生态，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把“板子”打在官员身上的偏颇“仇官”情绪和舆论取势，最终伤害的是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 来源：瞭望【国是论】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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