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屡成新闻主角 谁惯坏了孩子
最近，“熊孩子”屡屡成为新闻主角，引发了教师到底怎样管教学生的讨论。很多老师感慨：学生越来越难管了！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如何对“顽劣”学生开展品行教育困扰着老师们。有人认为，“熊孩子”是被惯出来的，因而主张实施更严格的惩戒措施。法律也不该停留于单向度的保护，而要让未成年人承担更多公民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变化是：师生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老师怎么管学生需要适应时代。
江西铅山县三中一个初二学生在上课进教室时未按规定喊报告，科任老师要求该生到教室后面罚站，但该生不仅没有听从，反而辱骂老师，之后发生口角，演化至肢体冲突。一场“常见”的校园故事，因对该教师的一份处理决定而变得不寻常。
县 教体局发出的通报批评中决定：“对×××教师在全县教体系统予以通报批评，写出书面检查，扣除其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从下学期开始，到山区学校跟班学习一年……”该校的校长也被诫勉谈话，写检查，并扣除季度奖励。之所以处理该老师与校长，通报批评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学校管理不严，监管不力，教师道德意识淡薄，纪律观念不强。”并罗列了教育部与江西省的相关规范要求。也就是说，相关负责部门认为，事件的主要甚至全部的责任是老师，而无关学生。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我看到处罚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个学生怎么处理的？谁还愿意当老师？谁还敢再批评学生？
其实，这并非孤例。近年针对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类似的处理方式，已经非常普遍了。其背后，实际上是被扭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治理观念。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教育在改革开放中，盲目甚至生搬硬套地把一些西方的口号、理念，移植到了中国的教育中，严重误导中国的教育与教育治理。其中两个问题极为突出：第一就是对学生无条件、没有原则的保护，过分地强调尊重与个性，在“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与理念误导下，盲目地认为，“没有不对的学生”。
第二就是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上，禁绝了一切包括体罚在内的惩戒手段，让学校老师无所适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公办学校的确是禁止体罚的，但并没有禁绝惩戒，我们却无限扩大为禁止一切体罚，包括变相体罚，把很多基本惩戒手段也包含进去。美国公立学校禁止体罚有两个关联条件：一，老师的权威是有严格保证的，也有配套的制度、法律措施和惩戒作为后盾。比如，对于不听老师要求、顶撞老师、干扰影响课堂秩序的，老师可以要求校警出面以强制手段处理；对于打人者，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承担严肃的法律责任，警察进学校也是家常便饭。这些，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我们也忽略了宽松管理下的公办学校，在这些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保基础，即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而不是培养栋梁，因而对其没有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放羊”了。在承担更高要求，以培养精英为主的私立学校，不仅有体罚在内的几乎所有惩戒措施，而且还有着更多的“36项”军规，违规者随时可以被开除或勒令退学。当年，李天一在美国一所中学就读，就因屡次违反校规被迫退学。对于一些原则问题，学校绝不会含糊与退让。
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精英教育其实都一样，第一就是要努力付出，取得好成绩；第二就是要有严格甚至是严苛的行为规范。而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除了正向的鼓励外，还必须有各种惩戒手段。因此，我们在一些英联邦私立学校里，如今依然可以看到教室后面挂着鞭子。
遗憾的是，在种种错误理念引导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剩下的只有赏识，只有鼓励，把粗鲁没有教养当个性，完全没有了惩戒。同时，这些错误的理念也误导了许多家长，他们在对孩子有着高期望的同时，却对孩子百般呵护，甚至溺爱骄纵，很多孩子缺少规矩与基本的教养，受不得委屈，动辄就顶撞老师，甚至拳脚相向。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客观上的伦理颠覆：老师不能打骂学生，否则有严厉的惩处；学生却可以打骂老师不受惩戒，或者成本不高。
去年3月，广东东莞一小学四年级男生因美术老师催缴作业，把老师打伤，住进了医院。此前的4年间，已经有4名老师被该学生殴打过，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在云南鲁甸，第一中学高中部一些学生当众羞辱班主任，之后两周，又发生了初中学生殴打历史老师的事件，导致被打老师眼眶骨折，最后该校老师人人自危，集体“休假”。2014年陕西长武，6名高三学生围殴一名50多岁老师，三根拖把棍因此被打断，最后竟然为了不影响这6名学生的高考，劝说老师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不了了之。如在美国，这6名学生很可能被以重罪起诉。
对于此类行为，如果没有严厉的惩处，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纵容，是负面示范，让更多的孩子学习效仿，最终误入歧途。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于师生间的暴力冲突，政府部门一般会息事宁人，对老师与校长进行处罚。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鼓励更多的人无理取闹，让学校承担无限的责任。其结果就是，老师不敢管学生，学校战战兢兢惟恐出事，更多的老师只能放弃育人的职责，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孩子，还是教育。
前些年教育部曾专门发文，强调并赋予班主任批评学生的权利。有人说教育部脑子进水了，我说，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权利，常识，还需要教育部在法律文件中给予明确，恰恰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尴尬与无奈。（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