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扁担箩筐学院”与国家重点学科——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黄逸仁

时   间：2017年5月15日15:00—18:00

人   物：黄逸仁老师

访谈人：陈建

影   像：曹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蒋萍萍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陈：黄主任，学校档案馆目前正在开展“石大记忆”项目的采访工作，推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想抢救学校的文化记忆，您是学校发展建设的亲历者，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尤其是参与了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与建设等工作，对于石油主干学科的发展建设之路，您一定有很多体会与感悟，请与我们分享一下。

我是被“抢”来的  

陈：1958年您从北京石油学院调入我校，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黄：学校成立的时候，我刚在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并留校作助教，已经开始上班了。四川石油学院一成立，王良初和葛家礼作为四川石油学院的代表在北京石油学院要人，因为他们两个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对教师很熟悉。另外，同时还有西安石油学院的代表在要人。我先是被西安石油学院抢走了，当时是星期六晚上，他们没找到我，学校放电影，还在放电影的中间广播通知过我，可是那天我没去看电影。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老师说：“西安石油学院的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有走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们说“昨晚放电影时通知你啦”，我说“我没有去看电影”。好，就那么一天的时间，葛院长他们又把我抢到了。结果西安石油学院抢了三个采油的，四川石油学院抢到了六七个，有曹开胜、林仲豪，陈秉蓉、郑秀娟、高世举等人各个专业的老师都有。办了手续我们就到四川石油学院了。那时不像现在，通知你到哪里去，不用考虑，第二天就走。

当时四川交通十分不方便，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南充。因为快到西安时，遇上宝成路塌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抢通，于是我们下车了，在西安石油学院住了两晚，路修通之后我们才赶到了成都。当时成都到南充没有直达汽车，必须先坐火车到石桥，途中还要经过两次摆渡，又坐了整整一天汽车才到南充。到南充后打听到学校地址在飞机坝，我们到了飞机坝时，学生都已经到了，教师职工很少，只有几十个。

高筒雨靴与“尖兵路”

当时晚上没有电灯，用墨水瓶装学校发的煤油，用鞋带做灯芯来照明。那个时候，不光是没有灯，下雨的时候根本出不了门。一下雨，那个稀泥很深，四川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打光脚，踩着稀泥也不怕；我们刚从北方过来，穿鞋习惯了，所以没办法，我到四川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双半高筒的雨靴，不然出不了门啊。后来，咱们地质系的学生看到只要一出门吃饭就是一身泥，那咋行呢！所以地质系的学生就用煤渣铺了一条到食堂的路，还很隆重地命名为“尖兵路”，因为搞地质的是尖兵嘛。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组织学生参加井队劳动

在飞机坝的时候一没教师二没教室，什么都没有，根本谈不上上课，主要搞教育革命，学习做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啊等等。当时在飞机坝组织了两种劳动，一种是农业劳动，老师和学生一起到曲水乡挖红苕；还有就是组织学生到井队和石油现场参加劳动。当时四川油气勘探规模已经很大了，我们一部分人到龙女寺，一部分人到营山。我和北京石油学院调来的一个老师带领学生到东观参加输油管道建设。当时学校从东北的炼油厂调了一批相当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有冯玉亭、常在乾等，这些工人师傅的技术水平过关，是骨干。去东观的学生都是跟金工老师住在一起，租农民的房子，稻草一铺，一间房子睡好多人。我们先挖管沟，管沟挖好后，就用木头做个支架把两个管子吊好，水平对接上了再焊接，冯玉亭他们就指导学生焊接管线，金工老师给学生讲课，讲电焊、气焊，为什么电焊、为什么气焊，有什么要求，就现场讲一点，没什么讲稿。十二月份天气比较冷了，水田里面照样干，劳动强度相当大，学生干得很苦的，比如说车子把管道运到公路边后，要把管子抬到管沟那儿去，那都是学生把管沟挖好，一个接一个地抬进去铺好，干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

建校修路地质系排第一

到了1959年，学校开始建校了，搬到金鱼岭后条件比之前稍好一点，因为这里有电灯了，其他还是差不多。金鱼岭是住集体营房，五六个单身老师住一间，也是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的地方。那时老师已经比较多了，开始分教研室，成立了地质系，包括钻井、地质、采油；机械系包括矿场机械和石油机械；炼制系包活人造石油和炼油，总共成立了四个系，分别都是由老干部来担任书记。比如，地质系是付义，机械系是杨长生，炼制系是谷长富。

搬过来以后，就开始边建校边劳动，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没有道路，只有一条通往砖瓦厂的烂路，其他地方都是农田，要建校就先要修从砖瓦厂到学校的这条路，建筑材料才能运进来。我们地质系的老师是在露天会场，用十字镐挖鹅卵石，再用箩筐把鹅卵石担到老校门口垒起。每天干完后基建处都要来量，哪个系今天交了多少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地质系是干得最好的，人均一天有1.1到1.2方。当时干得热火朝天，年轻啊。为了尽快把路修通，我们还建议更改了路线，缩短了路程。

从来没后悔来到学校

陈：当时看到学校这么艰苦，条件这么差，你们几个从北京石油学院来的老师后悔过没有？

黄：说老实话：没有。可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教育都是这样，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应该自己去干的事儿。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名党员，我不能挑三拣四。

陈：虽然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很穷都很艰苦，但是北京石油学院还是要比四川好得多，是吗？

黄：那是肯定的。到60年的时候我代理支部书记，当时太艰苦了，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像我们那个时候刚毕业就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我毕业时二十二岁，每个月只有十九斤的定量，这十九斤还要搭配粗粮，包括红苕、东北高粱。每天搭三两高粱，蒸起来就那么一小坨，硬得不得了，勺子都舀不起来，筷子也要戳断。当时学校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想让大家能吃饱，比如说号召开荒种地，就是把没有盖房子的那些山包分给每个系种一块；还有就是组织教职工到华蓥山区挖土茯苓，磨成面加到馒头和饭里面；为了让学生们吃饱，院长书记亲自去操锅煮饭，把我们种的牛皮菜加到稀饭里面去，凡是参加帮厨的学生或者教师，中午可以拿到一张票，多买一份牛皮菜。当时学生和老师得水肿病太严重了，我也得了水肿病，我们学校的榆树皮全被附近的老乡剥光了，当时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学校还强调要劳逸结合，除了种菜就没安排其他劳动。还要求老师适当减少教学内容和课外作业，晚上就不上自习了，让师生们多休息；对水肿病人经校医院确诊开证明后，学校给予了粮食补助，控制了水肿病的蔓延。

陈：还是没有后悔过？

黄：没有后悔过。只有这么一个想法：国家要求我怎么把事情办好，我就干好。

千方百计开始上课

几个月后的一天，教务处处长李直找到我，说“黄逸仁同志，咱们现在对教学的准备工作要考虑得远一点，做一些必要的准备。经过党委研究，让你去成都工学院进修《水力学》，任务就是去听课、备课、试讲，给你半年时间准备这门课程的开课。”这样，我就没再参加学校建设，而是去进修了。在成都工学院，听课备课，然后参加他们教研室的教研活动，选个章节给他们试讲。听课回来后，我们学校也准备上课，所以当时学校还是比较重视，不能只劳动，还是要上课。当时教师不够，学校就采取借的办法，比如数学老师从北京石油学院调不过来，就借一个；另外成都工学院也借了一个，调来了老一点的付定文，赵正中，另外又分配来了黄森楠、刘汉宗、龙章树等，就这样勉勉强强地开课。因为边劳动边上课所以上课时间没有固定，也没办法固定，下雨天去上课，不下雨就去劳动。还有一个就是采取专业课支援基础课的办法，因为基础课先上，专业课后上。比如《工程画》是基础课，先上完了才能上机械的课程，杨继盛老师就上过《工程画》；我也去辅导过数学，还有地质系陈根正老师，他是搞测量的，也去辅导数学。采取各种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课。

“扁担箩筐学院”孕育了我校精神

当然有的学生有意见，说这哪儿是大学啊。下雨天上课的时候，教室后面放的全部是箩筐扁担，一大摞摞起来，扁担就放在箩里，他们戏称我们是“扁担箩筐学院”。

但要我说，通过锻炼的这批学生毕业后最受欢迎，他们能吃苦，不像北京出来的那些学生比较娇气，不能吃苦。石油部门当时是先干活后生活，住的是牛棚。我们的学生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不在话下，到了现场不会叫苦，但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学生就不行。另外我们学校的学生可能也比较老实，肯干活，到现场去都是老老实实地干活，领导安排什么任务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后来我们做教育调查，别人都欢迎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在我们学校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很不错的。后来58、59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到大庆，也没有一个人叫苦。

陈：所以我们学校始终有这么一个传统，学生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

黄：这个肯定的，这个传统我们学校一直是有的。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扁担箩筐学院”孕育出了我们学校能吃苦、会实干的大学精神。

要求学生要认真，首先老师要认真

黄逸仁老师在教学工作上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绩，1989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1990年被评为石油教育先进工作者。仅就黄逸仁老师对学生批改作业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教学的认真，1981年，黄逸仁老师担任矿77《水力学》的任课老师，学生说这是批改作业最多，要求最严的一门课，矿77全班有97个人，课程作业19次，批改作业近两千次，他批改超过一半。97人的实验报告，是全批改，而且不是简单地给出等级和分数，每次都指出了错误的地方，对有共性的错误，还作了分析讲解。矿77的一名学生在最后一次作业中写上了这样的话：老师真是呕心沥血！

陈：从作业和实验报告的批改上看得出您对教学的认真负责，下面给我们讲一下您对学生敢抓敢管的故事吧。

黄：对学生严格也是为了他们好。作为老师，你要备好每堂课，批改作业是辛苦点，但不批改作业怎么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发现有共性的错误，我就会想：是不是这个知识点没有讲到或者没有讲清楚，我就要再讲一下，通过这个我也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在教学过程中养成的习惯。教书育人，我觉得关键是看行动。比如你要求学生好好学习，认真学习，如果老师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都不认真，那学生还认真吗？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得先做到才行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你要求学生做认真，首先老师就要认真，言教身教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已经当上西南石油大学副校长的郭建春见到我说：“黄主任，你还记得当年研究生复试时，你考我的情况吗？”这个我当然记得，他毕业那年刚好我们重点学科批下来，可以免试推荐2名研究生，一个钻井，一个采油。那是我们第一次免试研究生，要求不仅品学兼优，还需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最后系上推出4名学生，复试后选2名，这些学生我们也都不认识。我负责复试2名采油的学生，我给学生看一篇相关专业的SPE文章（全英文），半个小时后讲述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个主要考学生的外语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然后再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主要考学生的科研能力。最后复试下来2个学生都很不错，如果2个名额，我就两个都选。但郭建春在对文章内容重点把握和对文章的见解方面更好一些，我就只选了郭建春。现在看来选对了。

为学校严把教师“入口关”

陈：黄老师，对您在担任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时总有这样的评价：办事认真，效率高，敢抓敢管。您是如何敢抓敢管的？

黄：得罪人啊！但是我问心无愧。举个例子，系里每年都要选拔几个优秀毕业生留校补充师资队伍。有一年我带队在校外搞毕业实习，学校拟了一个留校毕业生名单打电报给我征求意见。我对毕业生的情况很了解，名单中有一个毕业生我认为不适合做教师，其他老师也有同样的看法。于是我们给学校回电表示这名学生不适合做教师。实习结束返校后，学校派人和系领导又组织教师讨论留校名单，并说领导的意见是名单就不要变了。会上，我仍坚持这个学生不能留，其他老师也是这个意见。最后，这个毕业生另外作了安排。这个是得罪人啊！给领导出难题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对已经在教师岗位上，但又不能胜任教师工作的，我也会退回，让领导另行安排工作或调走。

陈：这足以说明您的性格，办事认真，敢抓敢管。

黄：我这是为学校严把教师“入口关”，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不大考虑个人得失。

办好学校需要懂业务的领导  

陈：黄老师，您在开发系担任过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又担任系副主任、代主任、主任，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我校主干学科的发展和其中的一些故事。

黄：石油工程的变化比较多，真正发展起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国珍、张绍槐、张永一、葛家理等一批人陆续来到学校担任领导，他们是懂业务的领导，在学科建设方面成绩显著。我在系里工作了十几年，做过副主任、代主任、主任等职，任期内做了一些工作，石油工程新设立了两个博士点、建设了一个国家重点学科、建成了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但是这一切成果，跟当时院领导的直接指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努力，我只是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具体工作。

以1987年两个博士点的设立为例，申报时需要很多条件，其中必备条件之一是至少要有三个研究方向，且每个方向都要有完整的教师队伍，有梯队、有学科带头人（3名教授）。但1987年整个开发系才七位教授，其中还包括当年3月份才晋升的几个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张绍槐院长了解到上边有个政策：为了申报学科，省里面可以特批一批教授，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学术成果。张院长马上找到我，问系里是否还有符合条件的老师，叫我赶快去摸底。我连忙去查，正好当时杨坤鹏老师和施太和老师符合条件。于是学校组织了两位老师的材料，按“特批”程序上报，结果就又批了，这样我们就有九个教授了，达到了申报条件。一般情况下，评选教授都是在两三年后再进行，没有院领导的关心支持，1987年的两个博士点就设立不了。

又比如，当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机遇出现后，我们的地质专业又比较薄弱，张绍槐院长就想到了和成都理工大学合作，这就是懂业务，还善于抓住机遇。要真正办成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一流的学校，还是需要一些懂业务的人才行。

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之路

我们不是重点大学，评上国家级重点学科很不容易！评审很严、很逗硬。重点学科是怎么评上的？那不光是写申报材料就行了，我们是提前几年就开始规划的。张绍槐院长谋划得很周密，不仅要求我们做了规划，还请了外面的专家来评审，有北京石油科技研究院院长秦同洛教授、成都理工大学的罗蛰谭教授，华中某单位的一位地质学科方面的院士等。张院长亲自主持，我作建设重点学科规划报告，专家依据重点学科的标准，如师资队伍、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质量、获奖情况、国际交流等等逐项审核，是否达到要求、是否先进、有没有特色，还缺少什么、哪些地方需要加强等等。规划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几次评审后才定下来。学校才上报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审核通过了再往教育部报，教育部把材料发给评审专家背靠背打分评审，最后由教育部审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申报的具体工作及材料，张院长是亲自过问、逐字逐句地仔细讨论，不是一般的仔细，是非常仔细。我记忆犹新的是，杨坤鹏、罗平亚在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是重点学科的一个方向，我在申报材料中写的是“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张院长亲自改为“钻井用新材料研制及应用”，把这个方向的档次一下就提上去了。

重点学科的成功申报，除了领导的组织和领导，我们老师也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没有计算机，做科研很艰苦。比如张院长的喷射钻井实验室，从实验室用房设计和仪器组装都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完成的；李士伦老师的相态研究，没有相态仪，就自己做，李士伦老师和孙良田老师把一块两百多斤重的不锈钢材料用自行车一个拉一个推送到外面汽修厂加工；任书泉老师的酸化压裂研究，为模拟酸化压裂的作用范围以及酸的浓度，自己设计并制造出了酸化压裂模拟仪；刘崇建老师为了开展固井研究，带领课题组老师在地质楼从地下室到5楼，自己一手设计、制造、安装了模型井。当时的科研工作者很辛苦，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但最终研究出了很多科研成果。所以学校的重点学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师们长期奋战在科研教学第一线干出来的！

特别重要的是，在石油高校中，我们学校是最先取得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校。但在我们评重点学科的时候，和北京石油学院比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的教师如果单拿出来一对一，无论是能力还是水平，我们都有差距，毕竟我们是从他们那分出来的。他们的科研搞得比较早，成果比我们多，人也比我们多，但是他们各搞各的，主要是单兵作战。

陈：我们归纳一下，从重点学科申报成功可以总结出：学校的发展第一需要领导懂业务，第二是要抓住机遇，三是广大老师共同努力。

黄：这个很重要！

油田口碑：有问题找“西南”

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校在石油工业领域形成了一批领先的技术，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其中的故事。

黄：是的，1987年，我们申报博士点时，科技成果已经是一大批了，国家级的和部级的奖项很多，所以我们第一批被评为专家的是最多的。比如杨坤鹏、罗平亚老师他们搞的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就有一些成果。深井泥浆与普通的泥浆不一样，它处在高温高压的环境里，在井下，每隔33米温度增加一度，超过五千米，你算一下多少度？70年代初，四川有个工程“7002”，七千米超深井，中央挂了号的。学校组织了一些教师长期在井队，有钻井的，是施太和去的；有泥浆的，就是杨坤鹏、罗平亚他们；有力学的，深井的钻杆是很重的，所以力学的老师去了。结果井队出现了一个问题，到5000多米固井下完套管的时候发生了井漏。当时用的泥浆我都看了的，从高温高压釜里拿出的泥浆像豆腐一样，根本流不动了，把现场的工程师脸都吓白了。油田的老总都上井了，像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得很。我们的老师、石油局的工程师们都在研讨处理方案，施太和把我也拉倒了现场。到了现场，我们重点研究泥浆怎么抗高温高压，我查阅了钻井的资料，根据井漏之前钻台上的压力是多少，下套管和循环泥浆之后的压力是多少，估算出了井漏时的压力是多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泥浆上返时通道变窄、压力太大，将井憋漏了。在我们的参与下，现场重新配置泥浆把井给堵住了。最后固井的时候，我们建议他们排量不要太大，不然泥浆流速太大会导致井底压力变大，另外就是泥浆比重要合适，泥浆比重大了，井底回压也大，又要把井憋漏。

这个事情为我们结合生产搞科研开了一个好头。通过这个知道深井泥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怎么处理，形成我们独特的技术，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处理，你的深井就可以打下去。杨坤鹏和黄汉仁通过这个事情编写了《泥浆工艺原理》，这是石油系统第一本系统阐述泥浆理论的著作。杨坤鹏是学化学的，黄汉仁是学钻井的，专业和基础相结合为我校的科研打开一条路：结合生产搞科研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出成果。

陈：后来，在油田有这么一个说法：打超深井和泥浆的相关问题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技术，有问题就找“西南”（指西南石油学院）。

黄：是这样，是这样。经过多年的科研和生产实践，油田遇到问题就来找我们了。还有一点，我们的科研成果在石油部的推广及应用的效果不可小觑。当时开发系被国家科委、教育部评为“科研先进集体”，被石油总公司评为“继续教育先进单位”。每当我们有成果，石油部就要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推广。比如：油藏数字模拟、深井泥浆固井技术当年有四五个培训班对总公司的工程师进行培训，每个班四十人左右。记得张院长他们的喷射钻井技术得了二等奖，总公司于是办了喷射钻井的培训班，将我们的科技成果的原理及应用传授给企业，学员甚至到实验室观察模拟钻台，不同的喷嘴产生的水流是什么样的、怎样把岩屑带出来等等，迅速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到现场，所以我们学校就打得响，现场出了难题，就找我们来了。

【人物简介】

黄逸仁，男，中共党员，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副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35年7月出生，汉族，福建泉州人，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曾任中石油流体力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石油学会西南石油学院分会副主任。任职期间组织建设两个博士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重点学科提高育人质量”获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石油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公开出版自编教材1本，并获石油部优秀教材奖1项；参加完成国家科研项目子课题1项，并获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完成院科研项目2个，获国家新型专利1项；石油教育先进工作者，四川省优秀教师，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