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媲美“丝路之魂”的文物展你错过了吗？
中印雕塑展两月后谢幕
□本报记者 吴晓铃
在成都举办的“丝路之魂”文物特展，让不少观众对敦煌壁画和丝路文物的瑰丽璀璨久久回味。而由北京故宫博物院策划的、汇聚了印度和中国部分博物馆馆藏精品的《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展》，目前正在四川博物院展出。记者10月28日从四川博物院获悉，此次展览几乎汇集了这一时期中印两国雕塑艺术最具代表和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成都是该展览全国4地巡展的最后一站，展出时间到明年1月7日。
数量之多、文物之美非常少见
此次中印雕塑展，展出了来自印度笈多与后笈多时期的56件/套，以及中国同期的103件/套雕塑造像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员张长虹说，选择公元400-700年这个历史片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的三位求法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正是在笈多艺术鼎盛时期以及后笈多艺术初期到达印度，展览以他们亲历的印度艺术文化中心为主线挑选文物。这一时期，也是印度笈多艺术走向成熟和达到极盛的重要时期，被称为印度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审美标准和艺术模式影响了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广大区域。与此同时，中国佛教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历程，从东晋晚期到唐初的雕塑，展示多种文化融合和创造力迸发的绚丽画卷。”
为了挑选到合适的展品，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耗时两年，最终从印度9座博物馆借出了藏品，其中很多都是印度国宝级文物。而中国部分的文物，则云集了20多家文博单位的丰富馆藏。借调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国内大型主题文物展中非常少见。这些1000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就像一根莲茎上的两朵莲花，虽然远隔关山万里，却展示出艺术的相融相通。
印度国宝级藏品风格明显
公元4世纪初，以恒河中游一带为中心，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笈多帝国。笈多王朝允许各种信仰并存，佛教正是在此时遍及全国，并形成了印度美术史上享有盛誉的马图拉风格和萨尔纳特风格。此次展出的56件套雕塑中，沉静如水的佛像展示出杰出的雕塑技艺，而不同年代不同的雕塑手法，则赋予了雕塑造像不同的风格。
张长虹说，笈多时期马图拉风格的最大特点，是佛衣质地薄透贴体，因此这种风格的造像又称“湿衣佛像”。来自印度勒克瑙邦立博物馆的一尊公元5世纪的佛立像，可以明显看出有着印度风格的厚嘴唇，佛像身穿半透明的通肩式僧衣，从双肩垂下的衣纹纤细如丝，仿佛逐层荡开的涟漪。这种薄纱贴体的风格，好像衣服被水浸湿了般半透明，清晰得可见身体轮廓，构成了朦胧含蓄而神秘的美感。而萨尔纳特风格，又称为裸体造像。这种风格的造像，通肩僧衣几乎完全透明，显露出匀称颀长的身材。但不管哪种风格的造像，都展示出1000多年前笈多艺术的文质并重、形神兼备。
在佛教造像之外，印度部分的文物还有来自印度教的造像。馆藏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博物馆的象头神迦纳什像，象头人身，雕刻非常精致，是难得一见的早期象头神形象；印度战神迦希吉夜像现藏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年轻的战神靠于莲座之上，神态悠闲。同样馆藏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湿婆像，虽然年代久远，仍显华丽绚烂，其六臂两足的舞蹈极具动感，堪称笈多艺术的精品。此外，人狮化身像、野猪化身像等作品，不仅展示出1000多年前印度雕塑艺术的巧夺天工，也用栩栩如生的造像再现了古老的神话传说。
中国造像集全国之大美
在103件套中国展品中，同样不乏各省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来自河北博物院的十六国时期佛坐像，是此次展览中惟一一件早期带有华盖的佛像，造像通体鎏金，华盖、背光、佛台座全台齐全，是第一次走出博物院在国内展出。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公元584年的董钦造阿弥陀像，铺铜鎏金造像保存完整、造型和做工考究，难得的是台座上留下宁远将军董钦敬造等文字，尤显珍贵。洛阳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佛面，其视觉效果完全不输断臂维纳斯。这尊北魏时期的佛面出土于当时著名的永宁寺，尽管只残留双眼睑、鼻、嘴、下颏和脸颊，但佛面脸型圆润、丰满，五官端庄匀称，其嘴角微微上翘的神情，既有超尘绝世的神秘感，又有人世间温雅娴静的亲近感，莫测高深的秀美神情被塑造得淋漓尽致。
从中国展品部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雕塑中，还可看出佛教造像艺术的流变。馆藏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一尊北齐菩萨立像，简洁的衣纹配以精细雕琢的璎珞，完全写实的细节衬托出菩萨像整体简约俊逸的气质。山东青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北齐菩萨雕刻精美，施以彩绘贴金，展现了北齐成熟的雕像技艺；而同一时期的佛立像，几乎没有衣纹的袈裟样式，显示出受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因为当年法显取经回国，正是走海路从诸城、青州一路返回。
张长虹说，公元400年至700年，佛教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下迅速发展。十六国时期，北方形成了多个佛教中心；南朝佛教艺术受到海、陆两条丝路的影响，也形成了四川、建康两个佛教中心。而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南朝造像相当稀少，其中又以成都地区出土的最具代表性。
此次展出的南齐永明元年的无量寿佛像碑，1935年出土于茂县，后被四川军阀部将获悉后，切成数块准备转卖国外。幸有识之士愤慨疾呼，政府才截留下其中四块。这尊造像石碑，不仅雕塑精美，更因为大段的题记，成为文物研究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