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达赖对待转世不严肃 曾提转世为女人
全国政协于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二层多功能厅召开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朱维群、黄洁夫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胡晓义、李彦宏、俞敏洪围绕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稳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主持人 张欣欣：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三场记者会现在开始。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促进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稳定”。
今天，我们邀请了5位全国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他们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记者会一小时左右，请记者提问前先通报所在媒体名称。现在开始提问。
南京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俞敏洪委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强调，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命运。您认为实现教育公平还需要做哪些努力？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带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事情？目前还面临哪些困难？该怎么解决？谢谢。
俞敏洪：
谢谢。坐在这儿，发现其实当新闻发言人挺不容易的，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提的问题，而且第一个提给我。尽管我不是来自于公立学校的机构，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教育30年的教育工作者，在民办教育领域也做了不少事情，所以对教育公平问题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整体上讲在教育公平方面，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从去年开始的高考改革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公平的尝试，李克强总理在去年反复强调要对中西部地区的考生、农村大省的考生以及农村孩子提高名牌高校的录取比例，都做了一系列尝试。我个人感觉，教育的公平问题其实首先是中国城乡教育的公平问题，其次是中国城市里面的教育公平问题。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孩子所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比农村孩子丰富很多，城市里面的教育公平体现在名牌的中小学和普通的中小学之间的教育的差距上。我个人认为在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公平上有一个比较简单也许是一个粗暴的建议，我认为凡是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的老师，在薪酬体系上应该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我们现在在要求农村老师以奉献精神来扎根农村。我觉得这尽管可以要求，但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个人一直主张中国农村老师的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老师的待遇。因为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优秀老师在什么地方，优秀学生就出在什么地方。通过待遇上的提升，我相信农村老师的质量就会有比较好的提高。
同时，在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倾斜上，随着现代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在信息化学校、信息化系统上做了很多努力。过去的硬件铺设、宽带的进入，“校校通”已经做得非常到位，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工作实际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让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走向农村。比如，城市的很多优秀老师走到农村去讲课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他走下去也只能针对一个班，但如果通过现代化的移动互联，李彦宏那儿可以做大量工作，我相信教育资源是可以倾斜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去年新东方通过互联网系统为某一个农业大县的1500个高中生做了大概40个小时左右的讲课，这个县的高考分数与前一年相比平均分提高了5分，这一尝试表明现代技术可以给教育均衡或者教育公平带来好的契机。
对于城市的教育公平，要按照区域划分来配置中小学老师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走到更加好一点的地步，每过两到三年，让优秀老师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流动，可以达成部分的教育公平。我个人对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非常看好，因为国家非常重视，民间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谢谢。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黄洁夫委员的，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器官移植完全来自于公民的自愿捐献，我想请问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做是否会造成器官移植的短缺？目前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情况如何？谢谢。
黄洁夫：
很感谢给我提这个问题。今天到这儿来，我想大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器官移植。这几天开会，大概几十名中外记者都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取消死囚器官这个来源？首先给大家阐明，死囚器官的来源是在2009年以前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为了救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当时又没有公民自愿捐献的体系，实属无奈之举，说得更明白一点，是饮鸩止渴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的，同时也是导致了国际上多年的垢病，同时使中国的人权事业受到影响。取消死囚器官的来源是把它推向阳光、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的事业，是完全超越了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的，标志着中国司法的进步，也标志着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更加彰显了器官移植事业的纯洁和高尚，不要让医护人员在灰色的地带进行神圣的救死扶伤的服务。
死囚器官短缺会不会引起短缺？正好相反，我们要取消死囚器官就是为了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因为中国近年来人权事业在进步、司法体制改革在进步，我们的政策是少用或者是慎用死刑，如果器官移植还是依靠死囚器官，我们的器官移植事业就变成了无源之水。随着现在死囚越来越少，从2014年光明、自愿捐献器官在全国推开以后，我们80%的器官移植已经来自于公民自愿捐献。去年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根据规定，特别是刑法修正案，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同时也是人民群众迫切的要求，要有一个透明公开的器官移植体系。当我们宣布之后，得到了全社会的热烈响应，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世界上所有器官移植的杂志他们都表示支持。一个偶然的机会，罗马教皇知道了，他也表示赞赏。这是我们国家人权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乃至社会全面的进步。
大家担心会不会引起短缺，2014年已经是80%，今年我们是从1月1日到3月4日，正好是春节时间，中国的文化是最忌讳谈死亡的，可是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的春节不一样，就是在这两个月时间里，很多人因不幸的事故死亡、牺牲，他们生命的挽歌就带来了另外一些生命的升华，他一个家庭的悲痛给更多家庭带来了生命。今年1月1日—3月3日，中国公民捐献器官的是381例，差不多近1000个器官，跟2014年比较，数字增加了1倍，证明公民的捐献是阳光的、透明的，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告别了昨天难看的过去，翻开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新的一页，我们充满希望。谢谢。
路透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问朱维群委员的。现在看到每一年愿意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越来越少，这是否是因为中国政府成功地劝阻了这些外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见面，您是否认为中国的这种政策是成功的？
朱维群：
最近几年，达赖喇嘛在国际上串访，拜见他的人越来越少，包括一些外国的国家领导人，和他见面越来越少了。有些人不知好歹，在这种情况下还和达赖喇嘛见面、吃饭，实际上他们是掉分的，尤其是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这样的人是掉分的。同时，国际的新闻界对达赖喇嘛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固然我们不希望达赖喇嘛在国际上串访，因为他的表演而影响了我们和有关国家良好的关系。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西藏这些年来持续不断地保持稳定，保持发展，民族团结越来越好，宗教关系越来越好。
前几年达赖喇嘛还一度利用他的影响力在藏区一些地方欺骗、煽动一些人搞自焚，现在连这个都搞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国际上有些人如果过去还希望中国乱的话，希望西藏乱的话，今天也看得出来西藏是乱不了的，最后丢分是他们自己。
我想西藏的发展，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支持，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使西藏的局面越来越好，这是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身价越来越低、越来越走不动的根本原因。我们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改邪归正，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放弃他们欺骗人的所谓“中间道路”，放弃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煽动自焚、搞破坏的活动。认真和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接触，讨论一些问题，中央不会和他讨论所谓的大藏区问题、所谓的高度自治问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李彦宏委员。现在互联网已经非常广泛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专门提到了互联网+计划，要推动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结合。未来您觉得互联网还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我们从中享受到哪些服务和便利？谢谢。
李彦宏：
互联网+计划，我的理解是互联网和其他传统产业的一种结合的模式。这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的增加，现在渗透率已经接近50%。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互联网在其他的产业当中能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过去一两年互联网和很多产业一旦结合的话，“duang”！就变成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尤其是O2O领域，比如线上和线下结合。其实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消费搞得红红火火。
这个我的体会是特别深刻的。比如刚刚过去的“三七”，所谓的“女生节”，全国电影票房非常火热，应该比去年同比涨了3.5倍，就是因为线上线下结合，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大家就可以去定做。原来比如一张票最高到100多块钱，我们补贴到3.7元一张票。原来平均的电影院上座率只有15%，那天去看，大多数的电影院都是满满的。这样不仅刺激了消费，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和便利。虽然这种大规模的补贴不是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但是通过网上到网下获得服务的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有前途的，是能够培养出来，也是大家感觉非常方便的。不仅是电影，比如餐饮，到一个餐馆去，可以通过手机提前把餐定了，即使没定，快吃完时问店家能不能用团购，绝大多数会说能，去买一个优惠卷，拿手机有一个验证码就结账了。不用掏现金、不用刷卡，这样的体验未来会越来越多。电影、餐饮、酒店、外卖，你不愿意出去吃，可以叫到家里，原来的餐馆原来没有能力做配送，现在互联网公司也都做上去了。也包括出行用车，包括家政方面的服务，找一个厨师到家里做饭，都可以通过线上把生意传播到线下去。这还仅仅是开始，我们可以想像，每一个行业和互联网一旦结合，尤其中国现在传统产业。市场经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并不是很成熟，并不是特别的高效率，用互联网的方法再做一遍，我们可以看到有太多太多的机会。
北京青年报记者：
我想请问胡晓义委员，现在有媒体报道称我国多地出现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况，不知道您了解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您觉得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谢谢。
胡晓义：
全国政协会从3号开幕到今天，我没有一天不被媒体追问，其中大多数的问题都跟养老保障有关。作为一个社会保障的专业工作者，我觉得这么多人关注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很赞赏像《北京青年报》这样的以青年为主要受众的媒体这么关注中国老龄化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的中年人、青年人都更加关注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在应对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对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回答你的问题。第一，我所了解的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想养老保险是一个大的题目，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职工养老保险到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掌握的数据是，去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不包括城乡居民(就是非就业的群体)，总的收入是25300亿的收入，支出是21700亿，所以从全国的情况看是收大于支，收支结余3500多亿，所以全国不存在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但是确实有你所提出的一些地区收支不平衡，具体要讲总支出和总收入之比，我掌握的情况是有3个省份当期出现了收支不平衡，也就是动用了历史结余的基金，这是基本情况。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工作层面的原因不去说，因为任何时候都有工作上的不足，都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比较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全国收支平衡，但是地区有收不抵支的，是因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比较大，抚养比，就是在职缴费的人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差异非常大，比例最高的省份是一个职工缴费有0.7个退休人员，最低的是一个职工缴费只有0.11个退休人员，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所以抚养比高的地区肯定就是负担很重，在某些年份可能出现收不抵支。第二个原因是老龄化速度，2013年全国老龄化率是14.9%，2014年的初步数据是已经到了15.5%，老龄化率非常快。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到2050年时我们可能会面临1.3个职工要养一个退休人员的结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第三个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进入中高速的阶段，养老保险的福利刚性是始终存在的，这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一些地区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对策肯定不行，必须多措并举。总的来讲是5条：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改善抚养比，让更多人来参保缴费，使抚养比提高的速率能够降低一点，或者是缓和一点。为此，我们已经推出了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在2020年前基本实现。二是提高统筹层次。我们正在制定职工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通过更大面积、更大范围的资金调剂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应用大树法则来均衡地区的负担。三是用积累的资金投资运营。现在我们职工养老保险已经有3万多亿的结余，如果结余的基金能够进行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取得更好的收益，多一个百分点就多300多亿，也可以缓解资金不平衡的压力。四是拓宽资金的渠道。除了现在的单位缴费、个人缴费、财政补助之外，进一步拓展新的筹资渠道。五是渐进式的推迟退休年龄，也是改善抚养比的重要措施。所以我说一个措施不行，两个措施不行，就必须五六个措施并举。谢谢。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紫光阁网记者：
我的问题给俞敏洪委员。本届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您觉得这些措施对我国创业创新环境有哪些改变？您对政府下一步推进创业创新有哪些建议？谢谢。
俞敏洪：
总理的报告中连续两次反复强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且就“创业”“创新”这些词大概提到了二三十次。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整个大环境中，创业这件事情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我们可以从个体户时代算起，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自己的家乡，我母亲是第一个万元户。老太太没有文化没有把工厂做大，后来我继承了她的创业传统，把新东方做起来了。现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是由创业引起的，只不过过去创业和现代创业的定义有点不一样，现代的创业一想起来就是要和高科技联系起来，要和创新联系起来，而这也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大的转型。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创业都是为了就业、为了生存，中国现代的状态是，如果我们不再从低档的制造业转向真正有创新意义的高品质的产业的话，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在国际上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把创新这个词和创业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比如现在国家允许大学生休学进行创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进步。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如果有创业的想法就可以休学的，甚至可以没有理由的休学，出去旅行、修炼，比如乔布斯就是休学了出去修炼的，跑到印度修炼，结果把事情想通了回来创造了苹果。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给学生更多的空间，但是这件事情本身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宜拼命鼓励学生就应该休学去创业，因为创业是一个有了想法确实要去做、不去做的话就会错过时机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大学生没有想法就去创业。
万众创新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从教育上做，因为创新的前提是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个人的想象力的发展、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万众创新这件事情应该是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就应该对教育中的某些特质进行改变和改革。比如中小学教育课程中应该多加入一些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课程，激发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同时我觉得应该非常深刻地改变中国的老师要求学生每一道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思维逻辑，因为所谓的创新是为同样的一个问题寻找不同答案的能力，并且通过不同的途径走向同样正确的地点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向是对的，但应该从教育上来解决中国未来10年、20年、30年以后中国在创业和创新方面如何走到世界前列的问题。一是要鼓励民间力量尽可能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来，二是在教育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创业创新的课程体系以及思想体系的植入力度。谢谢。
香港大公报、大公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朱维群委员的。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发生以来，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现行民族政策的质疑，请问中国政府近期会不会对民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谢谢。
朱维群：
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事件，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其性质是分裂主义势力煽动、策划、制造的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尽管分裂主义势力的目的是想把西藏和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尽管分裂主义势力打出了民族的旗号，也利用了某些民族、宗教的因素，但是这两个事件本质上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事件的处理当中和后续的工作当中，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群众一起起来反对分裂主义，维护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正是因为有各族人民的团结，共同对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这两个地方尽管还有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稳定的大局明显越来越好。
至于我国的民族政策，你刚才说到的所谓调整问题，这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我想这样说，首先我们要充分肯定，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成功的。可以具体说一下我们的民族政策是什么，很简单地说，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国家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努力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好政策，而且效果是好的。比如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个问题，一度有一些议论，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历史的大背景来看，建国初期我们就确定了这样一个制度。当初如果我们不是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是搞联邦制度、民族自决，我们以后的几十年当中面临的分裂主义的危险将会大得多。
实践证明，这套政策是好的，它既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愿望，同时又体现和实现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政策是好的，我们当然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民族工作的大背景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也包括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打破了过去对生产要素的流通，所有不合理的束缚，其中包括了对劳动力流通的束缚，这种束缚打破之后，使我们的少数民族有了走出传统聚居区到全中国范围内去谋发展的条件。这几十年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可喜的现象：越来越多少数民族青年走出了传统聚居区，到中东部地区求学、经商、打工，也有越来越多的中东部地区的民众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发展，这就使我们整个民族的人口分布状态发生了改变，就是杂居、混居的比例越来越高。据2010年的有关测算，从民族地区走出来打工、经商、求学的人口超过了2000万，如果按照一家5口计算，2000万背后就联系着1亿的少数民族群众。1亿基本上就相当于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数量。据测算，当前少数民族在城市和民族混居地区生活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我想这无疑是一个好的趋势。那么这一好的趋势，我想也要求我们的民族工作，可能在侧重点上要有变化，是什么变化？说是变化也是变化，说是对过去好的传统的坚持也是坚持，这就是我们在今后的民族工作当中要更多地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强调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加强调我们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个时期以来，也有的同志对交融这点有所顾虑，会不会把少数民族融没了？是不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融没了？不是这样的。交融不是要把民族的文化传统融没了，更不是把少数民族融没了。交融是使我们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优点为所有的各个民族所共有、共赏、共享。这是未来民族工作的侧重点或者说是一个总体的走向。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好的这套东西要坚持，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侧重点上应当有所考虑。去年中央召开了民族工作会议，我认为这个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对我们将来的民族工作具有导向意义的精神，就是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原则，而且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的政策指向，我以为我们的民族工作，不光是民族工作部门，还有所有涉及到民族工作的领域的部门，都应该认真体认中央的这样一个精神，并且把这样一个精神贯彻到各领域的民族工作当中去。
香港紫金杂志和紫金网记者：
请问李彦宏委员，3月9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您作为科技界代表发言，阐述了关于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大脑的提案的建议。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大脑计划的建立将会对中国国防、军事、信息化建设，甚至是国家安全层面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谢谢。
李彦宏：
中国大脑这个项目是我在9号的政协大会发言上正式提的一个议案，希望集国家之力去搞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平台，让企业、科研机构甚至是创业者大家都公平地在这个平台上做各种各样相关的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在最近几年突然一下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应用，不管是语音识别也好、图象识别也好，多语种的翻译、无人驾驶的汽车、无人驾驶的飞机等等，智能制造的机器人，背后最基础的技术都是人工智能技术。随着计算资源越来越丰富，成本越来越低，原来觉得计算机不能模拟的人脑功能现在越来越能够去模拟了。人工智能是当今世界一个技术的制高点，非常热，同时中国在这方面又不算落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有机会。
提中国大脑这个项目确实也是受了美国一些其他项目的启发，比如当年的曼哈顿计划，后来的阿波罗计划，最近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前两个计划其实都是他们军方在主导做的项目，尤其是阿波罗计划，应该说直接刺激了硅谷的诞生。当时阿波罗计划有2万个企业参与，历时十几年，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花了255亿美金，30万人和这个项目有关，这么一个大的项目实际上造成了对芯片长期、持续、稳定的需求，芯片的价格就在那几年迅速下降，到了原来的1%的成本，所以和英特尔这些公司的诞生是非常相关的。
我们国家在我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搞过这种集国家之力的大型科研项目，现在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应该可以搞这么一个项目，集国家之力做全球最大规模的东西。我也很希望中国的国防产业、军方能够在这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可能他们有一些经费，另外一方面我感觉过去军队层面更多地是在自己的体系里做。很希望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中国的国防产业、国防军队层面搞科研的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真正做一些奠定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在全球创新领域地位的事情。谢谢。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黄洁夫委员。我们都知道您从医多年，想请您谈一下对现在的医患关系的看法。再就是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后有哪些可以提高和改善的地方？谢谢。
黄洁夫：
医患关系、医疗纠纷实际是社会矛盾凸显在医疗卫生行业当中的一个表现。正像你刚才讲的，2013年是我们国家医患关系特别紧张的一年，医闹、医暴、杀人和纠纷特别多的一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习主席、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都作了专门的批示，卫生计生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卫计委和公安部等五个部门根据中央的批示，对犯法的行为，对医暴、医闹这样违法的行为采取了严肃的惩处。2014面在医院里伤人的事件还有，但我们知道已经降低了10%。
另外一个方面是医患关系的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依法治国，制定了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规定。简单地说，我们用了“三调解、一保险”。一是医院内部的调解，二是人民的调解，三是法院的调解。还有一个保险，国家制定了一个政策，多方支付来解决医疗纠纷中经费的问题。经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去年医疗纠纷下降了8%。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治本要靠什么？第一要靠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成功，要使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第二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就是老祖宗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医生和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都不要任性，而是要转过来，要信任。因为医生要信任病人，病人找你看病是把生命交到你的手上，要把他当做亲人，多一些人文的教育，多一些人文的修养。病人也要信任医生，因为你去找这个医生就是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是战胜疾病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一起来战胜疾病。如果大家都信任了，不是随意任性了，那医疗纠纷就会少了。
实际上我是个医生，我从医大半辈子，医生和病人相见实际是人生的缘分。某个人生病让你来处理，是一个缘分。我一直把我诊疗过的病人当做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现在能做成一个好的医生，同时也算是个高官，都是通过对病人的服务给我带来了机遇。病人也是一样，如果遇到一个贵人，就是为你解除痛苦的贵人，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医患关系就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谢谢。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
请问朱维群主任，最近达赖喇嘛宣称他将不再转世而且将终结转世制度，关于达赖是否转世以及如何转世的问题，请问您认为应当依照什么标准？谢谢。
朱维群：
谢谢你的提问。本来我以为达赖喇嘛这个事情不太值得我们在很多场合经常提到，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多大的事，但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我把基本的情况向记者朋友们做一个介绍，最近达赖喇嘛高调宣称他不再转世，不再转世不说，他还宣称达赖喇嘛世系要停止，实际这是一种双重背叛。第一种，他在政治上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的转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定制、宗教仪轨，而这个历史定制、宗教仪轨每一个环节都包括了必须向当时的中央政府报告，得到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没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和承认，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由此产生的所谓的达赖喇嘛也是非法的。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第二种背叛，是宗教上对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世系的背叛。达赖喇嘛这个世系存在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当中，在信众当中有很广泛和很崇高的威信。十四世达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非常不严肃的、非常不尊重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一会儿要转世为外国人，走到哪儿就说转世为哪里人；一会说要转世为女人；人家给了他一瓶子蜂蜜，他马上又高兴说下一辈子我转世为蜜蜂。现在又高调地说我不转世了，这个世系要停止。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传承采取这样一种不严肃态度的人吗？只有他做得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也说明了十四达赖喇嘛本人缺乏对藏传佛教和达赖世系的起码尊重。在他的眼里这个称号仅仅是他搞分裂主义的一个杠杆、一个工具。我想说，达赖喇嘛这个举动实际上也是一场阴谋，我估计他听了会很不高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本人高调宣布他不再转世以后，他所谓的流亡政府的头头也高调宣称，达赖世系还要继续存在，还要继续转世。
但是十四达赖对此并没有任何批驳，说明两个人在演一场双簧，用这个话题欺骗中央、欺骗世人，最后为他们这个集团将来继续掌控达赖喇嘛的名号，为他们分裂主义的政治图谋服务。拉萨的“3·14”事件发生以后，西藏的局面持续保持稳定，十四世达赖和达赖分裂集团的破坏活动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再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可唱了，以至达赖喇嘛把自己的宗教封号拿出来炒作，以吸引世人的眼球，说明这个集团已经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一个可以把自己宗教的名号拿出来，这样不尊重地胡说八道的集团，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谢谢。
中国消费报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李彦宏委员的。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一个网络热词，这个行业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行业。据了解百度公司在这方面也开展了相关业务。请问李彦宏委员，您对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和规范互联网金融秩序、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有哪些建议和措施？谢谢。
李彦宏：
其实第一个问题问到“互联网+”的时候我就想说“互联网+金融”也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向。这几年互联网金融很热，金融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银行、保险、消费信贷等等。股票、证券，每一个细分的领域和互联网结合其实都有很多可做的东西。过去更多的是金融机构把互联网当做一个通道来推广他们的产品，未来我们也看到，其实有很多机会真正使用大数据，使用互联网的技术，能够改革和创新金融产品。这方面我的理解是中央政府非常鼓励互联网公司去申请金融业务，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讲，银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但实际操作当中还会有一些困难，比如有一些金融牌照不是公司资质上符合就给牌照，而是每个省分一个名额，大家还要去争这个名额。我觉得这些规定应该继续进行改革，更多地把权力释放出来，给到市场上的民营公司。
对于百度来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推出了股市通，也是利用大数据的形式来向大家推荐股票。很快我们也会推一个教育方面的贷款服务，百度的用户可以通过百度很方便地贷款，比如去学新东方英语，或者学厨师、理发，都是可以的。我相信通过互联网的力量，通过新的技术，让原本学不起新东方的人，原本学不起很多实用技术的人可以先拿到钱去学这些东西，将来就业之后再还给我们。谢谢。
主持人 张欣欣：
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